马克斯·韦伯在社会支配理论中提出城市的问题。他将西方中欧、北欧、欧洲大陆的城市，以及西方与东方的城市进行了类型比较。其中，穆罕默德时期及其后来的麦加是韦伯讨论东方城市的主要例证。韦伯将城市类型学界定为“非正当性的支配”，来强调城市本身的自治性和市民对城市的管理权力。通过对西方中世纪和中世纪以前的城市社会中的经济活动、政治制度和信仰体系的发展特征的分析，以及与非西方城市的对比分析来进一步说明西方社会理性化特征的形成过程。韦伯从不同的标准对城市进行划分，其中根据城市具备的基本的经济功能可分为消费者或食利者城市以及生产者的或者贸易和工业城市，根据其地理位置以及运输路线和方法可分为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根据城市的基本定位可分为以政治为主导的城市和以经济为主导的城市。古代西方的许多城市都是属于贵族的、消费者的、沿海的和以政治为主导的城市。相反，中世纪西方的许多城市是平民的、生产者的、内陆的和以经济为主导的城市。韦伯首先对城市的本质做了详细的阐述。他指出，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城市的核心是居民依靠手工业和商业而建立起来的市场聚落，除了这种以交换为主要方式自发形成的聚落以外，行商的聚集、封建领主人为组织起来的交易活动以及外来入侵者、海战船员、人口移民或中转贸易等因素在城市的起源中也发挥重要作用。但无论如何，城市首先是市场定居点，是一个经济统制团体，团体本身代表着一种经济政策，它潜移默化地、间接地约束和支配着每一个成员的经济行为，调节着城市的经济生活，而不是直接地、强制性地发挥其支配作用，因而城市社会的运行属于“非正当性支配”（有些中译文将其译为“不合法的统治”）。从政治的角度看，西欧城市既是要塞，也是城市共同体。在古代，军事需要是促成城市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城市拥有自己的军队，并成为军事要塞，或者几个要塞联合起来形成军事联盟。军事制度的发展使市民拥有武装能力，这构成西方城市自治的基础。而且，军队力量的存在或者联盟有效地保证了城市得以摆脱王权的束缚。军事要塞的发展往往与市场的发展是相一致的，军需和武士家计的需要都在不同程度上刺激了手工业和交换的发展。从宗教因素来看，欧洲中古城市由于基督教的发展而消融了氏族的纽带，亚洲城市则深受巫术、泛灵论和禁忌的影响，使得城市居民很难在宗教和法律之间实现平等，进而影响到居民整体凝聚力的形成，所以亚洲的城市居民始终难以融合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市民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