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精神推动了贵州地域文化的发展

摘要：

如果我们不是把遵义会议所造成的伟大转折，仅仅看作三天会议的结果，而是一系列会议（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等）的成就，是伴随红军长征胜利及而后党按照遵义会议精神一步一步实现的路线、战略、决策真正地、完全地实现的转折；也不是把历史性的转折只当作一个时间、空间与事件的终点，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由局部到整体不断渐进实践的过程；更不是把这个转折当作党和红军主要领导人的文化自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而是全党、全军的文化自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最大公约数”的形成；是从党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到思想路线不断递进的全面转折。这种转折的实现，不受会议时间、地点、具体议题的局限，而是革命理论的成熟和革命实践的全面转变。那么，遵义会议精神就与党诞生、发展、壮大的历史足迹和文化进程密不可分了。遵义会议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生动具体的表现，又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当今时代精神内涵形成榫卯之合。其所遵循的指导思想，所追求的理想、信念、目标被实践证明早已超越了历史的空间，成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可资利用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

作者简介：

熊宗仁:1944年生，1966年毕业于贵阳师范学院。现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史学会理事、贵州省史学会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致力于中华民国史、贵州地方史、中共党史,文化与经济、社会以及年鉴学、方志学等领域的研究。先后承担国家和省部级课题20余项，独立出版各类著作15部，合著10余部，主编或参与主编著作10余部，曾获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五个一工程”奖和全国性奖励。

李朝贵:1966年生，198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现任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文献编辑处处长。长期从事中共党史、贵州地方史、贵州抗战史、贵州禁毒史研究，并有相关著述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