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新左派用来攻击第一代的最为集中的理论武器是“意识形态”，他们的意识形态学说的主要理论来源是葛兰西和阿尔都塞。不难发现，这一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改造的意识形态理论在第二代新左派眼中具有比第一代的“文化”理论更为系统、更为哲学化的特征，或者借用阿尔都塞的术语，是更为“科学”的知识。因此，年轻的左翼知识分子倾向于用意识形态理论来替代或者至少是修正“经验主义”的早期文化理论，并以此来分析和应对当前的时代危机。这项工作首先由安德森和奈恩等人开展，随后扩展到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领域。特里·伊格尔顿于1976年出版了《批评与意识形态》，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科学的方法”批判性地应用于对文学批评的研究当中；霍尔也先后发表了《文化研究：两种范式》和《“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介研究中被压抑者的回归》两篇文章，展现了意识形态理论在英国文化研究的本土传统与欧洲大陆各种新兴理论资源之间所起到的桥梁作用。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振兴意识形态学说运动中，起初最为耀眼的偶像无疑是阿尔都塞。亲历者马尔赫恩在综合了霍尔（同时也是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伊格尔顿、托尼·本尼特等人以及《银幕》等刊物的工作后指出，在整个70年代，阿尔都塞都是英国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一种智慧参考。参见〔英〕弗兰西斯·马尔赫恩《瓶中信：文学研究中的阿尔都塞》，孟登迎译，《中外文化与文论》2009第2期，第255～265页。然而他随即也指出，“在这个引人注目的过程当中，持续强烈的话语流通掩盖了概念意义的流失”，其原因既有理论传播过程中的平庸化和阿尔都塞的英国支持者们对其理论的过分强调而导致的“自我毁灭”，也有英国马克思主义扎根于现实政治这一传统所带来的挑战和自我反思。参见〔英〕弗兰西斯·马尔赫恩《瓶中信：文学研究中的阿尔都塞》，孟登迎译，《中外文化与文论》2009第2期，第265页。马尔赫恩的总结一方面印证了上文所论述的一个观点，即所谓的英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其实并不像后人认为的那样与阿尔都塞的理论如此亲密无间；另一方面也昭示了霍布斯鲍姆的预测，即阿尔都塞的影响力将会很快衰退。相较而言，更早被引入英国新左派视野中的葛兰西则表现出更为持久和稳定的影响力：他的理论在最初交锋的两篇文章《当前危机的起源》和《英格兰的独特性》当中成了争论的焦点；而后又在威廉斯那里成为重新审视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的重要参考；当“意识形态”被确立为新的文化研究核心的时候，霍尔的《文化研究：两种范式》和本尼特的《通俗文化与“葛兰西转向”》则非常明确地将70年代末以来的这种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变称为“葛兰西转向”。如果我们粗略地将这段历史概括为“葛兰西—阿尔都塞—葛兰西”这样一个循环的话，其实就可以发现所谓“文化”与“意识形态”之争，结果并非后者取代前者，而是后者深化了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