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新左派的另一位关键人物雷蒙德·威廉斯有与霍加特相似的工人家庭背景和英国文学专业背景。这两个背景对威廉斯的自我形成有决定性的影响。根据威廉斯的回忆，工人阶级群体的出身环境和有自觉斗争意识的父亲的影响，使他顺理成章地成长为一个天生的左派和社会主义者参见〔英〕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第一章。；英国文学的专业背景则决定了他后来研究的对象、研究的方法和发现问题的角度。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在某些“常识性”的视角看来，要同时对这两种背景表示忠诚是非常困难的。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和社会主义的伦理诉求，在当时的语境当中与被认定为“主流”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之间表现得更多的是冲突、抵牾而非融通、互鉴。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在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中显现为文本在不同方向和不同层面上的“断裂”，而威廉斯尝试克服这一矛盾的方法则是放弃“表面的忠诚”而将对问题的探讨进行历史性的深化。因此我们看到的《文化与社会》与霍加特旗帜鲜明地赞扬和讨论“工人阶级文化”不同，除最后一部分外几乎全篇都是在与如假包换的“精英思想家”们对话，所探讨的主题也都是足以在思想史、观念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关键词。威廉斯的这一选择引发的左右两派的“误读”不在少数，一方面，一些持对立立场的知识分子有保留地相信作者是一个有脑子的人；另一方面，如汤普森则暗示威廉斯如同《无名的裘德》中的主人公那样虽有心坚持出身立场，但还是难免被“资产阶级文化”捕获。参见E.P.Thompson “The Long Revolution II，” New Left Review 10，1961，p.35。这两种观点共同带给我们的似乎是这样一种关于阶级身份的假设命题，即接受了高等教育的非精英人群，到底是应该为本来的阶级服务还是向精英阶层靠拢。显然从这一命题出发必定会偏离《文化与社会》真正的问题意识，但这种“误读”却很好地提示我们应当先行关注威廉斯不平而鸣的动机，关注究竟是哪些现实因素引发了威廉斯的不满，这些不满又是如何引导威廉斯的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