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来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与社会》带来的“刺激性的扩充”是意义深远的。这本书最初设想的论争对手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提供的不是又一个版本的非此即彼的宣言，而是一次对文化及其前进的方向的解释权的进攻。它所采用的方法是极富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正如目录中那一长串显赫的名字所显示的那样，威廉斯这次是将战火直接烧到了对手的大后方。这种创造性和想象力使威廉斯发现了那些“不是存在于被认可的进步思想家的思想家中，而是存在于这些自相矛盾的人物的思想中”〔英〕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第89页。的与时代的危机深深相关的重要主题，并尝试从中找到走出危机的社会主义途径。此外，正如在伯克、艾略特、利维斯那里寻找社会主义途径的做法必然招致左右双方的攻击一样，威廉斯实际上也同时批驳了左翼传统当中错误的文化观念。这种全面对抗的动力显然来自左翼政治的现实危机感，威廉斯选择通过“共同体”这个概念来理解英国的文化观念传统和阐释他寄予希望的新的文化观念，其实也体现了这种现实针对性，因为在他看来，“我们当代的共同文化，将不是往昔梦想中那种一切一致的单纯社会，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需要不断调整和重新规划的组织。从根本上说，团结的感觉是唯一可能稳定一个如此困难的组织的因素”。〔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第411页。如同霍加特的“工人阶级文化”和“大众文化”一样，《文化与社会》中的“共同体”和“共同文化”等概念本身其实存在诸多问题，它们都被较为仓促地提出，仍然需要像后来在《长期革命》中那样得到更多的阐释；但这种仓促本身也浸透着历史的痕迹，它所昭示的正是英国新左派运动兴起前的历史能量的变动和积蓄。威廉斯所关注的左翼的困境，急需的绝不仅仅是补上狭义的文学或文化这一课，而是一种可以重新连接起被边缘化、零散化的左翼政治力量，摆脱狭隘、僵化的观念模式与斗争模式，恢复其原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思想基础。也正因此，《文化与社会》这本被作者和评论者都看作破坏大于建构参见〔英〕弗兰西斯·马尔赫恩《一种福利文化？：50年代的霍加特与威廉斯》，黄华军译，《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3辑，第486页。的著作，却在为左翼寻找新的、统一而不独断的政治诉求的基础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共同文化”的最终提出正是标志着威廉斯将文化观念的问题向后人所谓的“文化政治学”层面的提升：就像精英保守派的“大众文化”包含对“大众民主”的建构与否定一样，威廉斯的“共同文化”蕴含着对新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创造与肯定。只有了解了这一过程，我们才能理解威廉斯在访谈中为何会说《文化与社会》引入的真正问题是“关于政治是什么的重新定义以及对所有层面政治力量的重新动员”。〔英〕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第90页。有趣的是，当这种重新定义与重新动员被确立起来，尤其是成为英国新左派关注的焦点的时候，它与为它奠定了基础的那些工作之间却仿佛已经相去甚远，正好似文化与社会的传统从伯克到20世纪时的那种显著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本书迅速地落伍了，或者说威廉斯存在某种断裂，而是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的出现。威廉斯自己的表述是：“这是我曾体验到的最强烈的感受，我已经站在一个新的位置上，可以继续前行了。”〔英〕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