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党二战后的第一次执政期并不长，仅仅到了1951年温斯顿·丘吉尔便率领保守党卷土重来赢得大选，此后连续整整四届政府均由保守党执掌。政治上显而易见的失势和国内外冷战气氛的压迫，使得英国左翼陷入新一轮危机当中。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得不放弃不切实际的梦想，暂时放下鸡零狗碎的政治争执，重新思考现实的出路，尤其是重新联合起来的可能性。显然这样的联合需要更多的契机，而戏剧性的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运河事件接连发生之后，这一契机终于出现了。作为标志性的阵地型刊物，《理性者》、《新理性者》和《大学与左派评论》代表了不同类型的左派力量的聚集，他们各自的对立面或者说侧重的批判方向并不相同（分别是斯大林主义和帝国主义），风格上也迥然不同，然而对“文化”的关注却有相通之处。这也是威廉斯说自己的《文化与社会》出版得恰逢其时的原因。这两个团体的情况并非特例，威廉斯就干脆将50年代称为“文学批评主导英国文化的最后一个时期”。〔英〕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第69页。因此，也还是如威廉斯自己所说，他和霍加特在当时起到了“桥梁”和“过渡”的作用：既是不同派别间相互沟通的桥梁，又是将讨论向下一个时期推进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