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解析市民社会与批判德国哲学相结合，既是马克思自身理论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也是对时代发展需要的一种回应。从其自身思想发展来看，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主要集中在对其国家观部分的批判，而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与其国家理论有内在的逻辑联结，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在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那么，马克思要在市民社会问题上与黑格尔能够直接对话，必然也需要开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从时代背景上看，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已在英、法等国高度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也进一步暴露出来，当时的许多思想家都通过批判私有财产转向共产主义，马克思也意识到通过经济学研究私有财产的必要性。至此，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与对德国哲学的形而上学批判维度正式交汇并形成。也可以说，市民社会的批判维度终于从“隐性的”对世俗社会的物质利益问题的思考转为“显性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双重维度在这个意义上正式开启了“相互建构”。当然，这一时期的“相互建构”主要还是以双重维度内部的“各自建构”为主，在“各自建构”中开始联结并交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面简称《1844手稿》）就是这一交汇和建构过程的集中体现。尽管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形而上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还表现为两重各自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理论维度（较之《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而言），但在最初的联结中就已经可以看到未来的相互建构以及最终的融会贯通的理论发展线索和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