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强调私有财产关系是国民经济学一切论述的前提，更是首次通过大量篇幅专门对私有财产关系进行了缜密思考，甄别了私有财产关系的起源、本质、表现形式及其社会后果等问题，这对于他当时的思想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但随着思考的进一步深入，马克思发现，关注和考察财产关系固然是理解现代社会的必要条件，而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关注才是问题之关键。换言之，解开这一现代社会的“斯芬克斯之谜”，必须对把握和理解财产关系的方法加以讨论。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并不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写作时才进行这样的讨论的，事实上，从一向不被研究者重视的《神圣家族》开始，马克思就借助蒲鲁东当时颇为轰动的著作《什么是财产？》以及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埃德加尔·鲍威尔发表在1844年4月出版的《文学总汇报》第5期上的对此发难的文章《蒲鲁东》，以第三者的立场较为清晰地阐明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点和思路。他的思考表明，蒲鲁东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有突破，但局限性仍然存在；而以埃德加尔·鲍威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由于思维方式的错位对此复杂问题几乎毫无贡献。尽管较之于后来的《资本论》，这种讨论还是初步的、属于起始点上的，但是从中所昭示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特征却是不应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