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胡适撰文检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失败，集中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中国这六七十年之所以一事无成，一切工作都成虚掷而不能永久，只是因为“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求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在其看来，帝制时代的重心当在帝室，但经过太平天国其早已失去政治重心的资格。自此以后，无论是“中兴”将相、戊戌维新领袖还是后来的国民党，都曾努力造成新的社会重心，然往往只一二年或三五年，又渐渐失去担纲社会重心的资格了。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第11页。注意到此一问题，非自胡适始，章太炎1918年在一次演讲中对民国成立以来“中坚主干”之虚位也曾阐述其看法：“六七年来所见国中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一国人物，未有可保五年之人，而中坚主干之位遂虚矣”。太炎心目中能成伟大人物的乃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辈，“今世果有如曾、胡、左者，则人自依倚以为主干，就不能然，但得张之洞辈，亦可保任数岁，赖以支持。而偏观近世人物，如此数君者无有也”。章太炎：《在四川学界之演说》（1918年春讲于重庆），《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269—270页。研究者也注意到近代中国失去重心的这一现象。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第149—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