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一向以杜威实验主义的信徒自居。自1915年发愤尽读杜威著作起直至晚年回顾平生，胡适自认为对杜威实验主义的信奉未曾稍改。其中，杜威的政治哲学是胡适长期关切的一个方面。1940年，胡适在日记中评论自己的论文《作为政治概念的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 as a Political Concept）时宣称：“这论题是我廿年来常在心的题目。”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8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第66页。1919年9月20日至1920年3月6日，杜威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讲授过16次“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而他选择这个讲题正是根据胡适的建议。胡适：《引言》，高一涵记《杜威博士讲演录：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工具主义的政治哲学虽是胡适二十年来常在心的题目，但因他并不专门研究政治思想，所以不曾著文发表，直到1939年10月，才开始著文论述这一问题，并多次与杜威通信讨论。参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8册，第66页。《杜威通信集》（John Dewey，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Dewey，Larry A.Hickman，ed.，Available on CD-ROM，Charlottesville，Va：InteLex Corporation，1999-2004，3 volumes）中收有多封相关信件。胡适收藏了其中比较重要的四封信件，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以下简称“胡适档案”）内。可以说，从1939年10月至1940年9月这一年，胡适就“政治工具主义”陆续所写的四篇文章，代表了他一生对此问题最集中的思考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