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变古”而由汉学转至宋学，治学风气从“稍尚新奇”走向舍传求经和疑经改经。宋儒虽注意发掘圣人的“微言大义”，但同时强调对经典的尊重和循序治学的必要。治经主张“依经立义”，要求“本之经文”以正经，“变古”实际上承载了“破”与“立”的双重任务。从“二大经”到整个“五经”，传统经典在被重新审视中，价值得到了新的发明。仅有五经，不足以承担起为新经学提供全部资源的重任。“四书”以“五经”为基础，又集中于性命义理的探讨，且更简洁亲切，故更受学者关注。“四书”与“五经”不是替代超越，而是互相倚重的关系。经学家的集体努力，最终促成了宋元明经学的“焕然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