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秦汉经学诠释中，“和”与“同”在相关语境下的对举使用是值得关注的现象，也是诠释其内涵的重要途径。“和”与“同”的对举出现在西周末到春秋中晚期，通常在关于治道问题的探讨中被提出，其中含有对“和”的三个维度的解读，分别是“生”“齐”“宜”。“生”“齐”“宜”思想是儒学的重要构成，也为褒和而贬同提供了价值上的判断标准。东汉末期，郑玄注“同”为“和”，注重“和”“同”互解，使二者含义趋同于“和”之意义上的“同”，不是“和”“同”对举中的小同，而是在“生”“齐”“宜”三个维度上呈现出来的“大同”。这一点在名家和道家关于大同的解读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大同”由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互相整合而致，儒家思想是其内核，道家思想则提供了完整的逻辑理解路径。大同理想的核心观念是“天下为公”，“公”的手段和目的是“和”，和从“生”——促进社会发展、“齐”——兼顾各种人群、“宜”——各安其所、各尽其能三个维度调和社会。大同社会并非只是理想之境，其中有实践性很强的制度设计，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