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研究中的“恩格斯阐释问题”，是指“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问题”。胡大平表示对“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解释者”这一提法深感忧虑：“该问题在今天的许多研究中，无论是一般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还是专题性的恩格斯研究都有很广的影响，它直接源自对马克思恩格斯知识关系的回应，并且可能受到解释学的影响。把恩格斯看作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者，尽管并没有多大的实质意义，但这是不错的。不过，如果由此出发进一步提出恩格斯是‘第一个’解释者，从而试图以此为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合法性论证，不仅不能达到目标，而且会陷入更大的混乱。”他认为，“在理论上，把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者，恰恰是在回应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中的倒退，它直接压抑了恩格斯创始人的地位”（胡大平：《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第48页）。笔者认为这种担忧大可不必，这是因为，一方面，恩格斯本人就强调“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96～297页注），说明他对自己的“阐发者”身份是认同的；另一方面，既然“对立论”、“差异论”均指认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解释存在着错误，那就有必要对此作出回应，而不能听之任之。当然，在如何理解“恩格斯的解释”问题上，我们不一定非要按照“对立论”、“差异论”设计的思路走，而是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所以，本书用“阐释”表示兼取“阐发”、“解释”之义，以避免仅仅把恩格斯的身份定位于单纯的“解释者”身份的缺陷，并强调其作为新世界观的创立者的独特地位和对这一新世界观的“发展”、“发挥”之独特作用。“解释”者，解疑释惑也，恩格斯的“解释”，更多的是根据时代、问题的变化而主动进行的对唯物史观的“发展”、“发挥”意义上的创造性阐释，并非都是如我们对“马恩对立论”所作的回应那样的被动应战，因而应当对“恩格斯的阐释”作积极的理解。它是这样一个问题：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是否误解了马克思？也就是说，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与马克思思想是“对立”的还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