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后期，随着日本失败已成定局和即将在东亚国际政治中衰落，东亚政局呈现巨大变动，战后中国的走向成为强权博弈的新的焦点，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美苏对华政策的矛盾和国共关系等如一团乱麻交织在一起。在千头万绪之中，已经隐然出现了一个美、苏、国、共等三国四方纵横捭阖的政治结构。后来这个结构被两个国际条约明确地固定下来。一个是美、英、苏于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签订的秘密协定；另一个是国民政府同苏联政府在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这两个国际协议的背后，是美苏和国民政府间的一系列外交折冲，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试图为战后中国的政治发展做出它们均可接受的国际安排。至少美苏领导人当时还是认为，那种安排的结果最终会对东亚国际政治格局和大国的战略利益产生至关重要当然也是有益的影响。这两个国际条约是将要在战后支配世界政治的美苏两个大国协调对华政策的结果，反映了它们希望使中国政局的发展符合它们在战后东亚的战略利益，其中包含着要求中共中央的战略和政策也需要按照它们的预期发展。这是战后中共对外政策得以产生的历史结构，只有从这个结构的发生和演变中才能梳理清楚新中国外交同冷战之间互动的脉络，以及新中国外交的外部环境和中国领导人的选择空间。当然，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正是这个结构的土崩瓦解才导致冷战向东亚大规模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