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1920年前后那段时间的议政，给了他一个深刻的教训。他发现：“现在最时髦的是攻击人。凡是攻击，都是超然的。我们攻击人，从来没有受人‘怀疑’过。我们偶然表示赞成某人，或替某人说一句公道话，就要引起旁人的‘怀疑’了。”胡适这里的“偶然”用得很精确，新文化诸人那时对中国的各方面确实都是攻击多而赞成少。攻击人就始终受欢迎，只不过“偶然”不攻击，马上就不受欢迎，这最能体现中国的激进化。胡适“因此得一个教训：大凡政论者所应取之态度，只可骂人，切不可赞成人”。胡适：《这一周》（1921年11月19日），《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217页。他这句虽然是说的反话，但有此认知，难保不在潜意识中形成一种“自我禁抑”（self-censorship），不知不觉中说话就会小心许多，很可能仍会攻击更多而赞成更少。故即使有心不激进的人，也可能在激进大潮的冲击下无意中仍激进。反过来，在意识的层面，胡适一直向往特立独行的风貌，此时再坚持而说“赞成”的话或做“赞成”的事，恐怕就只有“落伍”。而胡适又是要不时“率性”的，所以他真可以说是不得不落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