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在读者面前这套丛书，可谓独具特色。本丛书由四部著作组成，四部著作均出自同一位学者，即张英洪研究员。通常来说，一套丛书往往有多种著作，来自众多学者。更突出的特色是，这套丛书的内容高度集中，不仅以农民研究为基本内容，而且以“农民权利”为核心主题。本人的感慨是，15年间作者孜孜不倦致力于农民权利研究，并有如此丰硕产出，可见其用情之深、用力之巨。

城市化的本质是农民的市民化。中国城市化的特殊性背景在于两个基本的体制前提，即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城乡二元体制。新型城市化要切实保障农民财产权，充分实现农民市民化。我国要实现城市化的战略转型，必须把加强制度供给作为新型城市化的基础工程，把依法改革创新作为新型城市化的基本方式。

我国不但存在以农业户籍人口为一元、非农业户籍人口为一元的城乡二元结构，还存在以本地户籍人口为一元、以外地户籍人口为一元的城市内部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与城市内部二元结构共同构成了双重二元结构。城乡一体化可以区分为狭义城乡一体化与广义城乡一体化，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城乡一体化称为狭义城乡一体化，既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又破除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的城乡一体化称为广义城乡一体化。狭义城乡一体化是片面的城乡一体化，广义城乡一体化才是全面的城乡一体化。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都涉及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是对城乡关系的不同表达。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之间存在两种不同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这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维护和发展农民权益、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重大举措，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已成为党和国家公共政策的基本取向，但在有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上，存在几个方面的认识偏差和误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如何实现依法改革，确保改革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是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关键。

中国的城镇化被认为是21世纪影响人类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之一。如何推进城镇化，不仅事关中国人的福祉，而且事关人类文明进程。6月9日，本报智库观点刊发了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张英洪研究员的《法治城镇化的思考与建议》一文，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广泛的关注——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依法改革的概念开始为人们所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如何把握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如何将新型城镇化纳入法治轨道，推进法治城镇化？中国经济时报圆桌论坛约请了首倡法治城镇化概念的张英洪研究员、中央党校科社部社会制度比较教研室副主任向春玲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郑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尹少成，共同围绕法治城镇化这个话题开展讨论，希望以此进一步推动法治城镇化理念和理论的讨论与发展。

北京卫星城其实几十年前就规划了，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在我的理解中，我们以前第一代卫星城、第二代卫星城都是被动的卫星城，就是北京市委、市政府把企业迁到外面去，在外面去建一个工厂城、建一个居住的睡城。而永清这个卫星城是主动型的，是主动的卫星城，因为它主动地利用特大城市产业转移的机会，在这个地方去发展产业、建立城市，它不是北京市委、市政府来帮助建设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宝贵。

最近10年来，中央每年的一号文件都聚焦“三农”，中央也明确把“三农”工作提升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高度，但为什么农民的收入还这么低？农业的基础还这么薄弱？农村的状况还不容乐观？为什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这么大？一句话，为什么“三农”问题还这么严重？

我感觉到永联村在乡村治理方面确实还是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重视。我就乡村治理讲几个基本观点，以供大家深入思考。第一个观点，我们首先要区分乡村层面的治理和国家层面对乡村的治理。这两个含义是不一样的，单纯的乡村层面治理很难达到目标。因为任何一个单位、任何一个乡镇都处在国家基本制度结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