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一如天上大风，吹掠各处，深入各个孔窍，各地的读书人亦深受其影响，可谓之五四运动的“下行”。在这一过程中，五四运动传播到地方的渠道与方式，地方上接受五四新文化的基础和在地的五四新文化所呈现的内容，五四新文化与地方读书人生活世界的种种关联和反五四新文化的那些地方读书人如何抗拒的种种，都值得加以关注和讨论。

近代中国变迁的一面是各种实际行动源自错杂的思想和汹汹的舆论，一面是发生着剧烈的社会变动和经济变动，但这并不意味着错杂的思想和汹汹的舆论就一定扎根于社会变动、经济变动的“河床”，很多时候其实是“交互激荡”，甚至是思想和舆论在改造和产生“河床”。

历史学的“求真”问题一直都是史学理论探讨的基本问题和关键问题。同时这个问题又是每一个历史研究者（即使不是史学理论的专门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因此讨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进路、脉络和方法在原点上就需要讨论这个基本问题和关键问题，以为我们了解和理解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确立一些前提。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总是要不断遇到“中国”与“世界”或者“中国”与“西方”这样的话题。这样的话题其实和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建设密切相关，也是做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绕不过去的问题。当然在一门课的一讲之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地把这个问题谈清楚，同时这也是一个超越我自身学力太多的问题。

中国近代史紧密联系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和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史”，因此亟须要在“大历史”进程中得到重新理解。这种重新理解需要从历史对中国人的特别意义谈起。

章士钊曾言：历史是一出“动动相续的整剧”，指定一时间点说“此某时代也”，“此某时代与某时代之所由分也”，是“皆权宜之词，于理论未为精当”。这个提醒无论对中学还是大学的中国近代通史教学都极为重要。因为所谓“中国近代通史”最重要的字眼落在“通”上，而非“近代”上。要真正将“通”落实，则考察中国近代史的一些基本方式仍有待继续思考，其中“变化”二字就相当值得关注。

章开沅先生曾言辛亥革命并非起始于辛亥这一年，有它的“前因”；也并非结束于辛亥这一年，有它的“后果”。由此洞见出发，大概1911年之前十年，之后数十年的“延长线”上思考辛亥革命是可能的，且需要继续深化。在辛亥革命延长线上的思考或要特别注意：其作为历史人物“生命切实组成部分”的影响；如何让“区域”成为问题以更深入地理解辛亥革命；如何从南北与东西的长程历史来定位辛亥革命。

“地方”的五四运动研究与五四运动在某某地方（如江苏、山东、浙江）的根本性差异不在实体性区域的由大及小、由沿海及内地、由中心及边缘。其表面上的着眼点一般多在县城和县城以下的广大地域社会，但亦可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或杭州等省会城市，叶文心对杭州的五四运动的经典研究已证明这一点。从其研究出发，所谓“地方”表面上是指“实体性”区域，而其实质代表着一种研究视野、一种分析方式。

人们倾向于整体性的、全盘性的解决，但又怀疑既有的“政治”，所以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不断被发现的“社会”越来越成为读书人解决时局问题方案里的中心点。张东荪即说：“我们主张人人都得与闻政治，但不可即生活于政治，须于政治以外有其生活的基础。”张东荪所言的政治以外生活的基础即是已然被发现的“社会”的进一步凸显，其强调责任在社会全体，“在行使社会各种机能的人们的组织”。而“社会”的进一步凸显则会加强第二种怀疑，即对“政府”“国家”的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