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各省、各地方之间如何交错互动是五四运动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从诸如《五四运动在上海》《五四运动在江苏》《五四运动在江西》《五四运动在山东》等大量或厚或薄的资料集编撰和出版中就可见一斑。同时，这些资料集的书名和编纂模式也反映出这类研究的一个惯常思路是“五四运动在××”，即无论是作为思想文化运动的五四运动还是作为反日爱国运动的五四运动，都是一个从北京特别是从一校（北京大学）、一刊（《新青年》）延展出去，然后扩散到各个地方的运动。由此在各省、各地方开展的五四运动通常成为北京中心的延伸版、影响版和缩微版。当然，北京“中心”内部也有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复杂性和分歧性，如北大与北高师之间的微妙关系，国立八校之间的关系，国立八校与其他类型学校的关系，等等。此点蒙北京大学姜涛教授提示。这样的研究思路当然可以帮助我们厘清一些问题，但也造成了相当多研究的不见之处和讨论暗面，特别表现在：我们以往在讨论新文化时，或更侧重留存于书籍、报刊里的“抽象方面”的思想，而稍忽视围绕在书籍、报刊前后左右的“具体方面”和一段又一段随时潮起伏辗转的“实际人生”。而五四运动的历史除了“抽象方面”的思想，不乏林林总总的“具体方面”，关于“具体方面”研究的落实，可参看袁一丹《“书房一角”：周作人阅读史初探》，《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6期。更影响了大量的“实际人生”。这些关乎“具体方面”和“实际人生”的史事“毁弃更易，追究无从”，却夹杂着时代洪流底下千万人的欣喜、无奈和悲伤。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2005，第135页。钱穆谈的是史事不存的相对悲观的一面，在罗志田看来，“某事有无史料保存，只影响我们的历史知识，却无关于历史本身。一件事的史料消亡，或不被记忆、认知，既不意味着史无其事，也不能说该事件‘对于我们当前的生活与思想就无影响’”。见氏著《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商务印书馆，2019，第199页。正因如此，学者对它们或需更多地加以关注和考量。限于篇幅，本文将从新文化如何“到手”，探索地方读书人的“主体性”，怎样从地方返观“中心”这三个问题入手，初步展示出勾画在地方的“五四”有哪些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