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和“诺斯悖论”可以推导出另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具有主导性的作用，这种主导作用存在正向和负向两种可能。同时，这些结论告诫我们应该重视国家、重视政府，并尽可能使政府在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防止和避免政府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好政府和好官员所提供的良政善治必须以“宪政”制度保障为前提，而“有限政府”则是宪政制度的核心理念。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社会服务、社会参与、社会信任、社会秩序、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方面的需求日益迫切，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适时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十九大进一步提出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现代国家建设除了要完成经济发展的任务之外，还必须完成社会治理的任务，经济发展体现了国家的生产能力，社会治理体现了国家的控制能力。因此，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本章旨在探讨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分析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内涵、构成及特征，界定国家治理能力的含义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方法与路径，并提出国家治理的评估指标体系。本章着重从国家建设、政党建设、政府建设和社会建设等方面深入讨论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重点领域。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同样伴随着一些问题，或者说是艰巨的制度建构的任务：社会发展水平远没有赶上经济发展水平；城乡二元结构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更加严重，并出现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乃至出现了三元结构；市场经济正逐步完善，然而行政体制与非正式制度仍旧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市场法治体制的形成。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认识我国在转型时期面临的挑战，就要求我们要勇于创新，推进改革，通过相应的制度供给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提高政府治理能力，需要完善必要的制度，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必然要求制度也要相应地做出改革。中共十八大以来，最高领导层多次强调反腐败的意义，并表示要将反腐败的任务与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联系起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宣称要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表明要将反腐败运动纳入制度建设的轨道。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执政党及其领导人的政策宣示，实际上关涉现代国家建设与改革的问题。那么，什么是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制度构建包含哪些内容？其改革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本章将从制度建设、民主建设、法治建设、分权改革四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