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共产党宣言》这部经典传播最广，影响亦最大，但是迄今为止，这部经典复杂的出版史却较少为人所知。本文以俄罗斯国家社会史和政治史档案馆的相关收藏为基础，尝试对《共产党宣言》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使用不同语种和不同版本的复杂出版史做一概述，并以此为前提，进一步重点考察日译本《共产党宣言》对中译本《共产党宣言》的影响史，以及这种影响在译名译法上所带来的一些问题。

邹诗鹏教授的新著《虚无主义研究》，将当代人的精神困境——虚无主义——把握为现时代的根本问题和本质症候，在对虚无主义的存在论本质、理论成因、病理机制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针对虚无主义这一难题的预防和治疗，提出了一系列理据充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该著直面虚无主义的核心议题，论证严密，说理明晰，新意迭出，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堪称一场针对虚无主义的“阵地战”。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向被称为唯物史观的诞生地，但是其中的关键部分“费尔巴哈”章却存在复杂的文献学难题。具体而言，“费尔巴哈”的原始手稿分为左右两栏，其中左栏的绝大部分显示为恩格斯的笔迹，马克思的笔迹仅仅涉及份额极小的右栏部分的添加、修改和删除等内容，这一文献学难题使我们至今无法确定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同写作过程中各自所发挥的不同作用。针对这一难题，迈耶尔（1920）、梁赞诺夫（1926）根据马恩思想的不同发展，认定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章理论创作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推测“费尔巴哈”章是“马克思口述、恩格斯记录”的成果；与之相对，日本学者广松涉（1926）则根据构成“费尔巴哈”章主体部分的左栏显示为恩格斯的笔迹，且恩格斯此前的思想发展距离唯物史观更近这一点，主张恩格斯才是“费尔巴哈”章的主要创作者。问题在于，不论是迈耶尔、梁赞诺夫还是广松涉的研究结论，都是在缺乏对原始手稿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之上做出的，因而多少是存在问题的。

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手稿的作者身份问题，大村泉在2017年提出了一种新颖而有趣的假说：虽然是恩格斯执笔写下了“费尔巴哈”章的几乎全部手稿，马克思却是手稿的真正作者，因为恩格斯只是笔录了马克思口述的内容。大村认为证据在于手稿中出现了许多即时修改，这在恩格斯单独执笔的手稿中是从未有过的，而在马克思那里却经常发生。此外还有许多由于耳朵听错而发生的笔误。这是大村的基本证据。在仔细考察了这些证据之后，本文认为大村并未能成功证明他的假说。不过，大村假说的划时代意义在于，他第一次将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1846年共同创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过程，还原为一种动态形成过程。

黑泷正昭曾撰文批评大村假说，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不是“马克思口述、恩格斯笔录”的产物，本文尝试对此批评展开反批评。黑泷指出，他仔细检讨了笔者对假说的证明过程，发现笔者并未能成功证明此假说。但是黑泷对其中两大关键性证据的批评无法令人信服。第一大证据在于，手稿中出现了许多即时异文，这在恩格斯单独执笔的手稿中较少发现，而在马克思单独执笔的手稿中却屡见不鲜。事实上，该手稿中即时异文的出现频率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两倍。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黑泷对此并未加以考察。第二大证据在于，手稿中出现了许多德文同音异义词的混淆错误，笔者给出了6处例证。黑泷认为其中4处不应视为对同音异义词的替换更正，黑泷的这一看法要么以假定一份原本并不存在的手稿存在为前提，要么以否认恩格斯替换更正同音异义词这一事实为前提。因而笔者无法承认黑泷的批评是基于学术检讨做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