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前所未有，反腐败在“投入”“过程”“产出”“结果”四个维度上都有显著的变化。进展和成效集中体现在两大转折上，即扭转了多年日益严峻的形势，首度出现了向好的变化；反腐败力量首度占了上风，“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反腐败需要投入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但如果最终能够取得成功、战胜腐败，将会对转型中国的发展产生广泛、积极的影响。反腐败作为一个突破口，将有利于中国政治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也可以为中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该体系是否健全，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以及“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关键决定因素。经过多年发展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的重大改革，中国已经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一套权力监督体系。该体系由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国家监察、审计监督、司法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七大要素构成，呈现出三个层次的立体结构关系。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发展的终极目标是能把权力都关进制度的笼子。这个目标仍未达成，未来需要重点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

对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成效进行评估是十分重要的。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观点和看法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对比2009年和2015年两次全国大学生问卷调查的数据，发现大学生对十八大后反腐成效的感知明显高于十八大前。回归分析发现，从大学生的感知层面来看，反腐决心和反腐力度对于提升反腐成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政府高度重视反腐败，但我国的反腐败形势持续严峻。足球领域的腐败和反腐败，是我国总体腐败和反腐败的一个缩影。文章以我国足球领域的腐败和反腐败为案例，通过分析足球领域的腐败并对比2002年反黑行动和2009年反腐风暴的过程及结果，从腐败后果的再认识、反腐的政治决心、反腐策略和反腐措施四个方面探讨这个问题对我国整体反腐工作的标本性意义。

党纪在中国共产党乃至整个国家的治理中处于重要地位，对党纪体系建设科学化问题进行研究十分必要。长期以来，党纪条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纪律与法律存在内容重复，某些纪律宽于法律等。文章从人的不适当行为出发，运用社会科学理想概念类型框架和数学中的集合概念框架，对纪律和法律的关系等三类主要理论问题进行逻辑分析，认为纪律应当严于法律；纪律应当包含法律，但从执行层面来看，可以并应当把纪律和法律分开；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不应与法治的原则相抵触。据此着重就如何克服执行“短板”问题，把党纪体系建设科学化建设落到实处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建议。

智能化防腐是预防腐败系统未来发展的新趋势。文章在分析我国技术预防腐败创新实践及演进历程的基础上，提出未来预防腐败系统的智能化发展可从拓宽监督范围、扩大信息共享，增加节点设置、智能分析预警，减少人为干预、智能执行处置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

党的巡视制度自2003年正式建立以来，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亟待重视和解决的机制性问题。巡视制度属于自上而下的纵向问责或监督机制，其有效性取决于其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这种监督作用。委托人的动机、代理人的动机和能力以及具体监督上的信息不对称三大因素影响巡视制度的有效性。为促进巡视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应逐步推行巡视报告公开制度，建立针对所有主体的问责机制；建立约束和激励机制，矫正巡视机构和人员的动机；加强巡视机构能力建设，增进巡视工作的实际效果。此外，其他监督制度的建设也会对巡视制度有效性的发挥起到重要的补充或支撑作用。

国有企业效能监察是国有企业反腐倡廉的重要工作内容。目前国有企业效能监察主要是参照政府行政监察的基本理论与实践经验来开展的。国有企业自身组织属性的特殊性，导致行政监察模式在国有企业效能监察实践上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国有企业需要从自身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出发，建立“集约共享”型纪检监察工作模式，推动效能监察工作走集约型、共享式、专业化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