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资本的产生、资本的历史作用、资本发展的界限和资本的终结条件等方面对资本的历史使命作出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是一部资本的发育史，也是一部资本发展界限日益凸显的历史。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实质。以人民为中心还是以资本为中心，主动驾驭资本还是完全受资本逻辑被动支配，是否在发挥资本历史作用的同时自觉把握资本发展的界限，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重要区别。资本履行历史使命的内驱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之一，充分发挥资本历史作用是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以人的全面发展引导资本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模式，丰富了现代化的内涵，开辟了人类实现现代化的崭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了适应生产力社会化发展的要求，在其根本性质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内部矛盾的作用下，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这也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经历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

资本主义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变，总是伴随着理论的发展和创新，特别是经济理论的大论战和大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论战和第一次创新，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重构”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是20世纪30年代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

危机本身是一种调节机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修复与发展的方式，这种调节机制能克服资本持续扩张中的内在障碍，使得资本积累过程能够得以继续。从危机具体形式的演变中，归纳出危机一般概念的形式和内容，在对抽象理论的不断深入讨论中，阐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新的规定性，并准确叙述现实危机，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以提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现实解释力。

本章将这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概括为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解释现实中的经济危机、经济周期与经济危机的关系、金融资本和金融危机理论的新发展以及危机理论的多领域拓展这五大方面，借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轨迹及相关理论争论进行梳理，以期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笔者试图探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用于社会生产力的中介和路径，以此为依据，阐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尝试在“本质”和“具体”之间、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具体的危机形式之间建立起“中间环节”，为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现实解释力，提供更加富有张力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