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罗尔斯的理论发展中提炼出分析政治自由主义转向的“内在逻辑” 和“实践逻辑”。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在后期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转向”中，其正义理论的哪些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哪些内容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推动罗尔斯做出这一转向（罗尔斯的转向也就是其理论的转向）的原因是什么，如何理解这一转向的启发意义，这些都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本文介绍公平正义的诞生背景（包括社会和理论背景）以及这一理论的现代性质（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传统正义观相比较），并对其（作为现代社会正义观念的）属性进行多维度的审视。

本文主要考察罗尔斯反思平衡的方法以及《正义论》一书对公平正义两个原则的证明。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对反思平衡的方法只分散地做了一些零星的介绍，他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实质性的正义观念，但作为罗尔斯构建正义理论一以贯之地加以采用的方法，反思平衡的方法与后期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转向之间有着某种有待发掘的相关性。《正义论》中的原则证明构成了罗尔斯理论体系的主干。即便在转向后的罗尔斯看来，《正义论》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公平正义两个原则的内容（理论部分的原则论证）及其基本结构（基本制度）的意义———都是站得住脚的，在后期罗尔斯正义思想的发展中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本文概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转向的主要内容。将公平正义表达为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这预示着一个独特的政治领域的存在），促使罗尔斯修正了公平正义的两个基本构成性观念，并做出许多其他的改变。这一系列改变的最终结果就是为自由主义观念提供一种政治自由主义的解释。

本文从广泛的反思平衡的方法和解决理论内部矛盾的角度考察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转向的内在逻辑，并且讨论了因缓解理论内部张力而产生的、作为政治自由主义转向标志的新的稳定性证明。

本文从正义观念社会功能的角度考察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转向的实践逻辑。借助具有完全公共性的政治的正义观念， 让公民能够合理地围绕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开展公共证明。正义观念的社会功能意味着它能够充当立宪民主政体公共证明的基础，与这种功能相联系的是民主审议和公共理性的理想。

罗尔斯被许多人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和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他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两本著作上——《正义论》（1971）和《政治自由主义》（1993），它们分别体现了他前（也属于成熟时期）、后两个时期思想发展的主要成就。在以往的研究中，《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的一贯联系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正义论》中对公平正义两个原则的证明与后期罗尔斯对正义而稳定的立宪民主政体的辩护，并不是两个漠不相关的问题，其间的一些差异更不预示着罗尔斯的思想发展分裂为前后两个漠不相关的阶段。罗尔斯是一位追求理论体系化的思想家，他的正义理论不仅是完整的（包括理论、制度和目的），而且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整体。讨论后期罗尔斯的转向，实际上就是要澄清《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这两部作品中的各个论题之间是如何过渡的，以及应该如何来理解这种转化。因此，对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转向”的系统解释就不应该仅仅包括他的后期思想。当然，讨论罗尔斯的这一转向，最终还是要站在罗尔斯后期思想的立场，来反观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整体构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