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于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改革相继展开，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现。这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变革带来了渐进积累的社会创新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引发经济体制改革，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以市场分配机制为基础的国家利益再分配机制加速了社会阶层的变动，社会群体和组织日趋开放，社会结构也趋向多元化和复杂化，多元社会结构带来了社会资源更大范围的流动和社会财富更广泛的创造；其二，国家行政权力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同样面临政府职能和任务的重新配置，在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过程中，政府行为的改进带来了社会权力结构调整，从而引发了公共政策内容体系、执行环境、实践效果的整体更新。

本文介绍了《中国社会结构变动与文化政策演进》全书的内容框架、不同学科的研究领域、重要概念界定等相关说明。 全书共分为八章，分别阐述了文化政策的工具要素、话语体系、边缘突破、市场化方向探索、文化政策体系、文化政策新使命、文化政策体系模式架构等内容。

文化政策在受到政府意志、法律法规直接控制的同时，也受到社会软力量的间接控制，大众文化消费者、专业研究学者都在监督和审视着文化政策与社会整体利益不和谐的因子，从外部环境形成控制场。文化政策控制的合理限度通常取决于三个基本变量：一是文化组织的经济活动是否以社会合理需求为价值取向；二是控制的限度是否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做出了适时调整；三是是否建立了调整限度的制度化结构。

从1949年开始，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革，从一个新兴的“人民中国”开始建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新中国的社会发展走着一条艰难的探索道路。在历史嬗变中，中国人民体验着思想、行为转变的过程。“总体性社会”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前社会整体状况的描述，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党和政府与社会高度同构，反映在与文化的关系上也是如此。总体性社会下的文化政策控制手段单一，表现为单一的政治控制。在总体性社会结构中，文化尚未彰显其经济属性，文化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将国家意识包装于文化形式中，集中应付宣传的制作，市场渠道的国家统一使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呈现政治信息变形的特征。由于“政府—文化组织—从业者”之间只有单向度的影响，由此带来特殊历史阶段文化实践的刚性控制模式，本章主要阐释刚性控制模式背后的社会权力关系及其具体表征，以及这种刚性控制模式对文化从业者的影响及其正负面效果。

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的职能发生了重构，个人的利益和权力得到强调，各种社会组织的自主力量开始生长。在这其中，中国的文化建设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文化事业作为“党的文化事业”的性质没有改变；另一方面，面对不断增长的个人和社会组织的需求，文化事业改变了原来的运作思路，更加重视文化的信息服务和娱乐功能。加之文化制度的有限创新，使文化机构不再依赖于单纯的政府拨款，实现了经济相对独立，文化单位和从业者都显现出相对自主的色彩。此外，民间精英开始产生，通过资本投入或具体操作，一些民间组织开始进入文化处女地，为中国的文化建设格局带来新鲜之气。在分化性社会下，文化政策控制开始了边缘突破，文化发展实践也出现了新的社会气象，社会权力结构的改变也使文化政策面对的对象更加多元化，在政策控制上体现出弹性特点。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为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注入了活力，同时也促进了文化自身的体制改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文化作为承担独特功能的社会系统从政治领域分离出去。以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为主题的发展十年，形成了新的文化气象，也带来了政策实践难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事业型管理机制在向商业机制转变时如何实现文化产业的规范发展？产业化、集团化、资本引入等变革对文化发展会带来什么变化？如何确保文化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强调经济价值的同时得到有效体现？如何形成有效的文化监管机制，其内在尺度和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控制权力格局对文化政策体系和内容的影响。

2003～2013年是在文化体制改革推进下可经营性文化资源和文化单位全面市场化的关键时期。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强调，要“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要求“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2003年6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召开，事业与产业“分类改革”思路成型，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全面展开。

自2003年开启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一直被两股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力量推动着：一是改革，二是发展。这两股并行不悖的力量从文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文件中可见其发展演进的道路，从2003年国务院颁发“105号文件”，到2008年国务院颁发的“114号文件”，再到2014年的“15号文件”，改革发展的道路经历了从“试点”向“全面展开”的过渡，经历了从“独立领域”向“综合改革”的深入。综合来看，2003年开始的文化体制改革用十年时间完成了第一阶段改革的基本任务，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显著成效。进入下一个十年，要实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方案》提出的“到2020年建立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一目标，需要在历史坐标下重新审视文化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从而明晰文化政策设计应承担的任务及可行的路径。

控制体系的建构是一个随着社会力量博弈而变化的过程，无论是政治刚性控制模式、弹性控制模式、一元多层的控制模式还是多元控制模式，其一个基础的控制逻辑就是在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寻找其中最主要的控制权力主体。

文化政策实施的控制不能采取简单的二分法，即“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管制”，由于文化本身兼具经济与社会两种组织功能，因此对其施加的控制也必定是横跨两者的。经济性管制以规范市场行为为主，比如所有权管制、市场集中度问题，社会性管制以关切大众审美、社会道德的福祉为主。在制定针对文化领域的公共政策时，两者的互动与矛盾调节是其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