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介绍了乡村社会的文化治理研究的意义、方法和分析框架，并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以内生性的文化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资源，不但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而且能使乡村社区实质性地进入现代治理环节，使得治理不再只是以政府为中心的治理，还是政府、乡村社会及其他主体围绕公共权利和资源配置进行的活动。因此，该研究既从政治学、民族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综合视角进行宏观理论探讨，又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进行了微观个案分析，以文化为重要资源来分析乡村治理问题。

本文总结了文化治理的概念、理论和相关研究，并分析了文化治理理论的中国实践。文化治理的理论基础和话语资源主要来自欧洲的文化研究传统和西方公共行政学的治理理论，形成了批判性、开放性和实践性的整体特征。以文化为重要手段和资源，以社会规范和价值认同为核心范畴，以权力关系的重构为机制，以国家、社会、公民等多元力量为主体构成了文化治理的核心意涵。文化治理具体到中国语境和实践中时，更加强调中国传统与文化治理的关系，强调国家作为元治理的重要性，强调文化自觉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建，强调整合性的治理策略。

本文围绕村庄这一研究单位总结了乡村社会文化治理的理论基础。村庄是乡村社会研究的最重要载体，在中国长期的学术研究传统中，村庄也是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和叙述框架。村庄作为单元具有易把握性，并且中国的村庄既是一个政治、制度、文化的实体，也是心理结构、文化结构的实体，因此本研究将村庄作为文化治理的研究单元具有可能性。当前，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巨大的冲击下，中国村庄仍然具有相对稳定的内部心理和文化结构，在文化治理的研究中，村庄作为研究范式仍然是有效的。

本文依据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分析乡村社会文化治理的内生基础。在乡村社会文化治理研究中，权力研究是重要部分，历史上以乡村士绅阶层为代表的乡村权威，作为乡村权力的人格化象征在治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文化网络具体可分为乡村空间、乡村仪式和乡村互助传统三部分：乡村公共空间表征着特定的文化观念，并通过日常活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文化治理的功能；仪式的展演通过文化、礼仪和信仰来实现乡村自身秩序的维持，形成社会整合力量；乡村互助传统根植于乡村社会的信任系统和社会资本的网络联结，提高乡村社会抗风险能力。

本文从市场化和社会流动两方面分析乡村治理的外部冲击。第一，市场化对传统乡村的消解和建构都很明显，文化治理对市场化冲击的回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文化发挥资源配置功能，一些传统村庄共同体转型为市场共同体；在现代市场关系中，乡村的文化资源与经济、社会资源互相转化，出现新的文化经济形态。第二，人口流动、人地关系变化也与乡村治理息息相关，大规模人口流动影响流出地的乡村社会治理，对流入地文化治理的影响则主要表现为社会融合问题。在市场化和人口流动对乡村社会产生冲击的过程中，文化作为社会治理的资源始终在场。

本文依据“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分析乡村社会文化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的文野源流、历史实践和逻辑。在文化体系中，正统文化与乡村文化有“文”“野”之分，乡村文化发展的历程，是脱胎于乡土的上层文化疏离并凌驾于乡土之上，又为后者所接纳和抵御的复杂过程。中国的乡村社会文化治理经历了由传统的复线双轨结构时期到“国家政权建设”下的单线结构时期再到新时代的相互调试时期的演变过程，但国家治理逻辑始终如一。由于乡村社会是一个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国家治理的逻辑要向下传递，就必须与乡村社会文化治理相互建构、调适和包容。

本文以大理州剑川县滇沙古镇为例，力图通过对田野点村民的日常生活的考察分析文化治理的内在结构和运行逻辑。滇沙核心区由兴教寺、四方街、魁星阁戏台组成，商业介入后，在政府、资本市场和本地人围绕兴教寺及其周边核心空间的争夺中，可以看到空间治理的权力关系。在民间信仰方面，寺庙有着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功能，民间仪式的组织过程则反映了乡村社会自组织的系统。最后本文指出，政权组织向乡村扩张、与乡村既有组织结构兼容的过程是对传统“绅治”的弱化和替代，并反思了运动型治理中民众的角色。

本文反思了乡村社会文化治理研究的基点、视阈和愿景。文化的静态性、连续性和动态性特征及其复杂呈现是支持整个研究的潜在支点，以村庄为基点分析蕴含于具体载体中的内生治理基础，是基于文化的静态性特征做出分析，而市场化和人口流动的分析，则是基于社会变迁与文化之间的复杂互动进行的。该研究的视阈将纵向与横向的移动相结合，在分析乡村社会的文化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基础上，将市场化和人口流动作为最重要的乡村变迁要素纳入分析框架。最后，本文指出，乡村社会文化治理与国家治理应该有合理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