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后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阶段。推动这一时期民族主义走向高涨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所造成的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这正如迈克尔·弗里登所指出：“民族主义只有在短暂的时段内变得极为重要，即在民族建构、征服、外部威胁、领土争议或内部受到敌对族群或文化群体的主宰等危机时，民族主义才显得极为重要。”所以“九一八”后，人们最关心的是对日的“和”与“战”问题。正是在“九一八”后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张君劢摘译并发表和出版了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这对推动“九一八”后民族主义的高涨和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有它的积极意义。与此同时，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理论建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即从五四时期的“民族自决”转变为“民族复兴”，自清末萌发的民族复兴思想最终形成并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当时的知识界围绕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如何复兴展开了热烈讨论。七七事变后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继续推动着民族主义思潮走向高涨，其表现之一，便是“抗战建国”迅速成为全面抗战时期的主流话语，以及学术界在“抗战建国”话语下对“学术建国”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