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谈论一位哲学家的理论来源或者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受到哪些哲学思想、哲学家的影响，的确是一件颇为麻烦的事情。在哲学史上，一种情况是，一些哲学家的开创性工作总是来源于某个突出的刺激因素。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康德构建先验哲学大厦的刺激来源于休谟“把他从教条主义的迷梦中唤醒”，从而建构了先验哲学，并且推广到其道德哲学和美学。波普尔的证伪法来自对归纳命题的质疑，重新根据证伪原则提出了科学发展的逻辑，并且推广到历史和社会，构建了一个开放的世界图景。海德格尔在学生时期所接触到的布伦塔诺的论著《论亚里士多德以来存在者的多重含义》，决定了其毕生哲学的主旨，即对于存在意义的探索。第二种情况则是，一些哲学家的开创性工作并没有明显地来自其他哲学家的刺激因素。例如，笛卡尔把对于几何学的研究运用到哲学，构建了一套以明晰性和分析性著称的哲学体系；维特根斯坦在离开哲学界几年之后，独立提出日常语言分析的哲学方法；尼采以超人的口吻宣布了一种传统基督教文化的终结。诸如此类，开创一个流派的哲学家系根据天才般的洞见而进行毕生的哲学探索。第三种情况似乎是，一些哲学家的思想在其形成和发展之中，受到了其他很多思想或者因素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其哲学思想缓慢定型，甚至发生转移。我认为，杜威似乎正是属于这最后一种情况。正如他自己表明或者学者指出的那样，他的思想在形成时期就受到了来自哲学、心理学、生物学的各种影响，而在一些新的影响下其哲学又发生了一些或重要或次要的转变。当然，越是晚近，信息及思想的交流和互通越是便利，哲学研究也越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同普特南在自述其哲学时就列举了15位对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哲学家，这还不包括一些有潜在影响的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