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葛兰西思想的主体，文化领导权理论所散发出的独特性和创新性因子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无疑是葛兰西对于常见概念所进行的“基因改造”。翻阅葛兰西的文本，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很多普通的语词一经葛兰西的使用便被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意义增值”，并成为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和理论组件。比如，知识分子、阵地战与运动战以及接下来将要专门讨论的“egemonia”。相比较而言，在这些作为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有机生长点的概念中，“egemonia”可以说是获得了学术界更多的关注。而在中国学者的理论视野中，关于“egemonia”的翻译方法的问题是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原因在于，在这一问题上直到今天仍然处于一种见仁见智的状态。因此，全面细致地清理现存的认识分歧，对于准确地呈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无疑是首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