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是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逻辑起点，是葛兰西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所暗藏的文化密码与隐形权力的切入口。“正是葛兰西强调了国家或政治的国家和市民社会，才使他的作品跟其他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作家的作品有所不同。”〔英〕波寇克：《文化霸权》，田心喻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第42～43页。在这一问题上，葛兰西对市民社会所做出的不同于以往的重新定义和独特创见，与西方市民社会的思想史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9页。葛兰西也表达过类似的认识：“哲学同哲学史不可分割，文化同文化史不可分割。”〔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234页。思想与思想史同样也不可分割。在葛兰西之前，作为一个典型的西方概念，市民社会已经大致经历了古典市民社会理论、近代市民社会理论与现代市民社会理论的演进和发展。对于葛兰西而言，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史传统是其理论创新所不可或缺或者无法割裂的理论土壤；对于研究者而言，这一思想史传统则为把握葛兰西思想特色提供了一种历史比照。通过这种思想史回溯，我们能够更好地检视葛兰西思想的独创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