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以施泰因1842年的著作为中介，以源于法国的社会、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概念为基础，在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批判的过程中，重新界定并赋予了这些概念以新的内涵，逐步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具体而言，在作为《莱茵报》的编辑与奥格斯堡《总汇报》进行争论的过程中，马克思第一次面对共产主义的问题。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通过概念使用的比对，可以推断马克思此时应该已经接触到了施泰因1842年的著作，熟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其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界定。《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批判国家中的形式自由，要求在社会中实现人的自由的规定性。他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进行了重构，并且逐渐用社会概念代替了市民社会的概念，要求在社会自身之中寻找解决社会矛盾的普遍性因素，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的社会解放。这种转向本身是在与黑格尔的理论对话中完成的，但是马克思很可能借鉴了施泰因对无产阶级这一概念的界定，才找到了社会中能够承担革命任务的普遍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