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章，我们讨论了19世纪初以蒂堡、萨维尼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意志思想家对于市民社会或市民关系明确的或潜藏的看法。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从属于国家；在萨维尼那里，市民关系从属于民族的共同生活和共同意识。对市民社会或市民关系的讨论虽然已经出现，但是这两个概念仍然是从属性的概念。在第三章，我们讨论了19世纪初青年施泰因和青年马克思在面对现实物质生活、面对贫困、面对缺乏私人所有权的个体悲惨的生存境遇、面对劳动和享受的分离时，发现萨维尼推崇的承载民族精神或民族共同意识的实证法并不关注这样的问题，发现黑格尔在市民社会这个外部国家中设定的包括同业公会在内的各个环节都没有能够实现对这些一无所有的贫困的个体的教化，作为自由的最高实现形态的国家也被追逐特殊利益的所有者玩弄于股掌。市民社会的诸环节和理性国家实际上都不能解决像贫困这样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