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绘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矛盾、将私人所有权视为产生一切剥削和压迫现象的根源、主张废除私人所有权以重建社会，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观念。生活在16世纪、目睹了英国圈地运动中“羊吃人”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乌托邦》（Utopia）一书中就提出要废除私人所有权。后来的各种乌托邦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都看到了私人所有权的弊端，要求废除私人所有权或者改变社会财富分配状况。但是，现代工业生产条件下私人所有权的本质和运动过程、私人所有权导致社会弊端产生的内在机制以及解决这些社会弊端的方法，仍然是尚待讨论的问题。用马克思的概念来说，市民社会的内在机制和实现社会解放的普遍性要素仍然是值得讨论的问题。而要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必须进入国民经济学，正如他后来所写的那样，“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591页。不过笔者认为，从《巴黎手稿》实际的文本内容来看，马克思涉猎的新的思想资源不仅包括英国经济学对市民社会的剖析，而且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关于社会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