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对呈现的一切事物都形成确凿、真实的判断”，为此必须限制研究的对象，“仅仅考察凭我们的心灵似乎就足以获得确定无疑的认知的那些对象”，而“方法，对于探求事物的真理是［绝对］必要的”，这个方法的建设性一翼就是直观和演绎，因为确定的知识只能是我们从自行呈现者那里“清楚而明白地直观到的东西”或“确然地从中推断所得的东西”。René Descartes，Règles utiles et claires pour la direction de l’esprit en la recherche de la vérité，Règle1-4，tr. par Jean-Luc Marion，La Haye：Martinus Nijhoff，1977，pp.1，3，6，10.中译本参见〔法〕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1、5、10、16页。这里尤其应该注意Règle3中的“直观”一词，拉丁原文为intueri，马里翁译作regarder而不是intuition，表达一种获得后保持、守护的意涵。这种理解上接中世纪的知识，下可以与一种关于意向性的哲学相互沟通（Note de la Règle3，p.112，ANNEXE1，pp.295-302；管译本虽然也译自马里翁1977年的法译本，但附录第121～123页，应为译者自注，与马里翁原文并不一致）。这就是笛卡尔给现代认识论制定的众多规则中的前四条的内容，它们的诞生比“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 sum）还要早七年。可以说，在现代哲学的开端，方法本身就是知识的前提。这个方法不仅仅是怀疑，怀疑仅仅涵盖了规则一和规则二的内容，它必须与直观、演绎（规则三）一道，共同服务于对真理的探求，它们构成了一个稳定而对称的一体两翼结构。怀疑，是为了给新知识打下牢固的基础而破除旧有的成见，这个“破”的结果并不是虚无，而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基点：我思（cogito）。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主体，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活动，而是一个主谓结构：［我］思。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我们认为至少应该注意以下两点：其一，这个基点同时也是由破而立的转折点，从它出发，我（Je）的良知认为自明、无疑的就是真的，否则就是意见或虚构；其二，既然这个基点是一个主谓结构，那就意味着它由“我”（Je）和“思”（pense）两个元素构成，前者为一个机构，后者乃是一个活动——对于笛卡尔的阐释是注重这个“我”的实体性（substantialité）和奠基性，关于自我（L’ego）与我思（cogitatio）的关系还可以参见Jean-Luc Marion，Sur le prisme métaphysique de Descartes：Constitution et limites de l’onto-théo-logie dans la pensée cartesiann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86，pp.75sq。还是更注重“思”之活动及其“所思”就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或许有人会说，这里的思必定是我的思，因为它不可能是他人之思——这个我们同意，但是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将“我思”作为两个元素来分析，就像“我走”“我坐”一样，机构和行为当然是两个概念。我们认为，这可以看作形而上学与现象学的一个分水岭。如果以这个分水岭为标准，我们或许可以更细致地分析历史上任何时代的哲学著作，而不必以某个人物——比如胡塞尔（尽管我们正是受益于他的著作才能够找到这个分水岭）——的出现为准绳来考察哲学史。同时，这个分水岭的确认，使我们不仅可以依据文本，而且可以依据思想方法的转换，内在地提出笛卡尔与现象学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