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实践哲学以及由此延续下来的整个西方实践哲学传统，奠基于一个根本前提，即“理论”、“制作”和“实践”的三分对峙。这一三分对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前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伦理—认识平行论”逻辑实证主义认为传统哲学的一个特征就是“伦理—认识平行论”，即在认识论上把伦理问题当作知识问题，以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为代表。笔者认为，这一认识论命题根源于本体论，即从本体论上未能区分道德实体即人为的“善”与世界本体形而上学的“善”。，使实践哲学从理论哲学和形而上学中独立出来，开创了哲学史上的实践哲学传统。质言之，没有“理论”、“制作”和“实践”的分离，就没有实践哲学。此后，实践哲学一脉亦把“三分对峙”预设为“自明性”前提。然而，“理论”、“制作”和“实践”的三分对峙在理论上存在难以克服的困境，在实践上导致了近代以来的种种现实危机，也影响到如何理解政治学成为政治科学之后，现代哲学家关于政治学重新回归实践哲学的吁求。一些学者如F.道梅尔（F.Dallmayr）、H.阿伦特、J.哈贝马斯、G.马尔库什等已经意识到“理论”、“制作”和“实践”三分对峙的困境，并为此所困扰。但迄今为止，学界尚缺乏深入的反思，更未找到其根本性的危机所在；同时，学者们尚未看到，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除了三者对峙的思想外还存在很多三者统一的论述，挖掘三者的内在联系及统一性，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理解这两种思想，对于完整地理解人类的实践行为，解决“理论”、“制作”和“实践”的三分对峙导致的理论和实践困境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