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兴起以及阶级斗争形势衰落的背景下，阿多诺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起点，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研究中借助精神分析视角，打开了对主体之缺失的批判空间，试图从商品生产之外寻求革命的突破口，从而为《启蒙辩证法》注入了不同于经济学的客观性规律维度。围绕经济矛盾所衍生出的法西斯主义及消费社会意识形态，阿多诺将历史性视角引入精神分析理论，从而就主体心理结构中的病态投射、自居作用、超我—本我合并等问题展开批判，进而将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叙事延伸到主体心理层面，并由此深刻反思了启蒙的界限问题。在此过程中，他对意义主体、欲望主体的聚焦为“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的主体建构论打开了思路。当代主体境况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从精神分析视角透析主体的内在结构，而且需要从历史视野考察实践范围与主体属性的历史关系，以文明的发展带动主体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