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在早年就开始了对东方社会的关注，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把中国、印度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在其晚年系统提出以俄国为典型代表的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称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这一理论集中体现在以下著作中：马克思晚年的五大人类学笔记（菲尔笔记、柯瓦列夫斯基笔记、摩尔根笔记、拉伯克笔记、梅恩笔记）、历史学笔记，1875年恩格斯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877年马克思的《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马克思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及三个复信草稿，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1894年恩格斯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以及马克思同俄国政治活动家如丹尼尔逊、拉甫罗夫、查苏利奇、普列汉诺夫等的长期通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及其他有关俄国社会问题的手稿、札记。此外，1870年马克思在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上的批注，同年3月4日所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日内瓦的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员》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在上述著作中，马克思对俄国能否和如何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研究和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