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保护研究将地方社区福利及发展与生态资源保护目标相对立，认为发展是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诱因。这一假设导致了传统保护主义的产生，包括排他性保护策略、强制保护区以及资源可达性控制。而将地方居民从保护区隔离否定了其对资源的使用与分配权，直接导致贫困产生。当前的保护政策与实践正在经历快速转型，逐渐开始将居民看作可持续发展策略的潜在合作对象。新保护主义便是这一转型的代表之一，其目标是通过一定的介入调和矛盾冲突，增加相互补偿以及明确可能的融合，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提升地方居民的生活质量，降低贫困。本文对新保护主义理念进行了引介，并对其三种介入策略进行了梳理，包括基于社区的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可利用的保护区及生态旅游策略。在此基础上，本文以深圳较场尾滨海生态旅游景区为案例，对新保护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形式进行解读。研究发现，新保护主义对地方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该案例通过发展生态旅游，建立了集政府、地方居民、外来投资者共同介入的多元主体管理制度，形成了以沟通为核心的决策共享机制，以经济刺激为主、精神鼓励为辅的利益共享机制，从而有效地鼓励了地方居民在旅游发展中的介入，对地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产生正向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