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演讲主题为“建设反贫困智库，支持开放式扶贫”，有以下三方面内容：（1）开放式扶贫作为新的反贫困战略选择， 需要智库支持。 （2）开放式扶贫的多元参与机制必然包括智库参与。 （3）反贫困智库本身需要机制创新。

本篇演讲的主题是“黔西南州生态智慧与开放式扶贫”，黔西南州的生态智慧来源于其特殊的自然资源、地理优势、民族文化资源、社会历史资源。针对黔西南面临的以下两点挑战：石漠化相当严重，农村的空壳化现象相当严重。要注意以下三点：（1）把山地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2）贫困人口的社会参与，利益共享机制和农村社会工作的机制；（3）建立 “民生监督信息平台”。

本篇演讲为会议综述，首先介绍开放式扶贫的三个特征：反贫困工作领域与工作目标开放；反贫困行动模式开放；反贫困参与机制开放。然后依次对主会场会议（主题为 “社会参与为基础的反贫困行动新战略”）、贵州民族大学分会场（主题 “农村社会治理与反贫困”）、黔西南分会场（主题为“山区发展与绿色减贫”）进行会议综述。

本研究是由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建设与反贫困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中心共同承担完成的。这两家机构自2010年以来，便组成反贫困与社会建设学术研究团队，在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指导和帮助下，先后实施了多项贵州省委统战部、贵州省人大农业与农村专业委员会、贵州省扶贫办、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的专项委托课题，对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黔桂石漠化片区贵州部分的20多个县、30多个乡镇、50多个村进行了深度调研，完成了一批重要调研报告。课题调研期间，这两家机构还承办、主办了“中国农村社会管理与武陵山扶贫开发与社会建设研讨会”，中国社会学会2013年年会中的“社会建设的地方经验分论坛”“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4年年会“生态文明与反贫困分论坛”“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5年年会“生态文明与开放式扶贫分论坛”，中国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2015年年会暨第五届中国百村调查研讨会等重要学术与政策咨询会议。学术团队致力于基础研究、理论研究、政策研究、行动研究和贯通式的智库型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改革拉开了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大幕。而贵州，是这一起跑线上最先的起跑者。关岭县顶云公社农民冒着“坐班房”“挨批斗”的风险，敢为人先，大胆搞起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冲破人民公社体制的壮举，与安徽小岗村的农民签下的生死状成为同一批自下而上的“农民的伟大创造”。而反映到高层，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同志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的农村改革道路选择，使贵州农村变革最早走上了改革鼎新之路。成为当时全国农村改革中，为数不多的全省上下一致、合力推进的省级实践平台之一。贵州的改革创新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奏响了序曲，中国的经济改革从农村开始突破了。30多年过去了，历史铭记着这一“最先吃螃蟹”的贵州农村改革探索的足迹。然而今天，当回过头来看贫困地区的减贫发展道路时，我们才猛然发现：也是在贵州，扶贫开发的伟大进军号，竟然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党中央和省委及研究者们的合力下，几乎与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进军号同时吹响的。而这一行动，是自上而下的党的行为，是社会主义制度能保障弱势人群发展需求、“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的本质体现。从80年代初期在贵州的理念形成、政策谋划的缘起，到80年代中期成为巨大行动的庄严出征，党建扶贫经历30余年的发展探索，逐渐形成今天由省、市州、县、乡镇、村“五级联动”的制度框架，为“十三五”扶贫攻坚走新路奠定了非常坚实的政治基础、组织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彰显出减贫事业的中国经验的核心价值和根本动力所在。

本文介绍了党建扶贫二十年的担当、困惑与创新，主要包括：一、1994~2000年：党建扶贫的制度化演进；二、2001~2012 年：产业扶贫成为主要减贫抓手时期的党建扶贫；三、2013~2015 年：贵州省R机关党建扶贫工作的创新探索与遭遇的制度短板。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下简称：低保），是国家和社会为保障收入难以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农村贫困人口而建立的一种社会救济制度。作为一项兜底性制度安排，低保一方面直接减少了绝对贫困人口，防止轻度的暂时性贫困人口滑入重度的持久性贫困；另一方面，将因病、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以及生存条件恶劣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难的农村居民从扶贫对象中分离出来，进行专门性、针对性的兜底扶助，直接减轻了扶贫开发工作负担。同时，使扶贫对象的特征更加趋向“同质化”，这一变化将更加有利于探索制定富有针对性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及相关政策。2015年6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提出，要因地制宜研究实施“四个一批”的扶贫攻坚行动计划，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实现贫困人口精准脱贫。在这“四个一批”中，低保政策兜底是如期脱贫的保障底线，也就是说农村低保兜底担负着2020年贫困人口如期脱贫保障底线的任务，承担着重要的历史阶段性使命和责任。那么低保如何兜底？兜哪些人的底？兜底仅仅是被动的给付和补偿吗？现行的低保制度是否能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和责任？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迫切需要我们对当前的低保制度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与思考。

在贵州省人民政府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战略合作项目《贵州省脱贫攻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课题中，以党建促脱贫的研究视角，是切入围绕以实现维护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宗旨”这一政治目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通过资源配置等制度安排，在村庄落地于实现公平、公正诉求的“渠道”“机制”“平台”建构的题旨展开。无疑，“过程”形塑如何链接制度资源与乡村减贫发展需求之间的“绣花功夫”，理应成为这一考察的方法论观照；而国家与乡村社会如何实现“对接”的问题意识，特别是村庄社会治理问题，将是探讨减贫与发展“最后一公里”论域的核心和基础，从而，从贫困治理内在衔接可持续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建设，也就成为本文探讨的题中之义。

社会阶层优势的代际传递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一种普遍性的阶级阶层关系模式。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较大程度地影响着子代未来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一定程度上，贫困阶层也以再生产的形式被不断复制。社会学研究表明，个体突破阶层壁垒向上流动的过程中，教育是最为重要的促进机制。通过改进贫困阶层后代的受教育状况，进而使他们在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上找到一个合适的职业位置，获得较好的社会生活机会，是改变贫困阶层代际传递模式的主要措施。本部分将以L村为主要个案，分析教育与贫困的一些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