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哪位学者说过，一个人的悲剧并不是他自身的悲剧，它和三个因素有关，或者是支配他的理论的悲剧，或者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悲剧，或者是支配他的理论和时代的错位而引起的悲剧。诚若如此，托洛茨基的悲剧性的决定因素则包含了以上所说的全部。托洛茨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矛盾他同样具有，这是支配他的理论的悲剧。他身处帝国主义时代和落后的、矛盾重重的俄国，并与列宁和斯大林处于同一时期，前者决定了解决诸多问题矛盾时其理论的难以自洽，后者则使他不是服膺于列宁的权威就是被斯大林歪曲，而无法贯彻他的思想并为人理解，这是他所处时代的悲剧。他的悲剧性更在于理论和时代的错位：如果说产生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和国内矛盾重重时机的不断革命论，由于十月革命的成功印证了它的正确，那么，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资本主义国家和国内环境处于稳定和上升时期的形势，则决定了其主张世界革命和国内政治革命的虚妄。如果说，托洛茨基批判官僚主义和提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由于是在新生政权建立后不久而注定无法得到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群众的支持，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的解体则似乎又印证了托洛茨基的“先知”性的预见，这是理论与时代的错位的悲剧。有人把托洛茨基比喻为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但无论怎样，他为社会主义事业真诚地奋斗过，他的理论、他的“先知”和错误、成功和失败，以及所有这一切的悲剧性，都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正如伊萨克·多伊彻所评价的：即使“布尔什维克的目标——社会主义——不过是海市蜃楼”，即使“革命仅仅是以一种剥削与压迫的形式代替另一种”，即使这一切使托洛茨基“像一位沉溺于自己的梦想与幻觉中的乌托邦信徒”注定会失败，但是，“他也应获得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与梦想家理应获得的那份尊敬与同情”〔波〕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5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