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俄国人显得对文明的自我认知能力有所提高。这既和帝国（强国）意识因素的再现，以及对祖国文化传统的世界意义提高了认识分不开，也同生搬硬套地把西方改造经济的方法应用到俄国的尝试遭到失败有关。结果是在抱有自由主义情绪的多数知识分子当中，产生了对一批19世纪末20世纪初哲学家和侨居国外的思想家的分析俄罗斯文明特征的著作的广泛兴趣，诸如恰达耶夫（П.Я.Чаадаев）、基里耶夫斯基（И.В.Киреевский）、契切林（Б.Н.Чичерин）、达尼列夫斯基（Н.Я.Данилевский）、别尔嘉耶夫（Н.А.Бердяев）、斯特卢威（П.Б.Струве）、费多托夫（Г.П.Федотов）、卡尔萨文（Л.П.Карсавин）。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有关我国（指俄罗斯，下同——译者注）文明本性的问题从来没有受到如此多的攻击。可以觉察出一种反常的现象：一方面是地域文明理论的地位在俄国得以巩固，而与此同时，同这一理论建立过程相联系的“俄国的（东方基督教的、东正教的、斯拉夫的）文明”却愈来愈频繁地成为批判的对象。今天，我们经常听到自由派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们说俄罗斯是一个“不文明”“不够文明”“处于多种文明之间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