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西方哲学界，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师徒从最初情如父子到后来的势同水火，无疑还是一桩未了的学术公案。撇开二人的个人恩怨与政治取向不谈，我认为两人之所以分道扬镳，在一定程度上正好说明他们两人在学术上存在着既有师承又有创新的关系。胡塞尔最初视海德格尔为自己的得力助手和现象学最合适的衣钵传人，但自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一书发表后，胡塞尔对海德格尔感到失望，认为他对“此在”的青睐背叛了现象学的传统，而对后者采取了逐步冷淡的态度。再加上后来在纳粹时期海德格尔当上大学校长一时风光无两，而胡塞尔因为犹太身份受到迫害最后郁郁而终，两人形同陌路，到死也没有解开心结。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两人在个人关系上采取何种模式，但彼此在学术上存在的师承与创新关系确是客观存在的：海德格尔追随胡塞尔的现象学之路走到了“此在”，最终超越到“在世”以及进入对技术的“林中路”的全面批判，而胡塞尔虽然固守现象学的内在性传统，但到晚年仍然提出了“返回生活世界”的超越性主张，这种相互影响、互补融合的学术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现代西方这些发展的一个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