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抗日战争史学界对日本战时决策、战时体制运营的研究集中于与侵华战争直接相关的军事史和外交史领域，相关主要研究中，雷国山《日本侵华决策史研究（1937～1945）》（学林出版社，2006）虽以1937年开始，但正文的考察起于1938年11月第二次近卫内阁提出的“东亚新秩序”，并未考察全面侵华战争初期的决策。臧运祜《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以及陆伟《日本对外决策的政治学：昭和前期决策机制与过程的考察》（人民出版社，2010）主要集中于军事和外交领域。关于战时经济运营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少量对日本战时经济的研究以探讨日本国内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及特性为课题，并未将其与侵华战争联系考察。如雷鸣《日本战时统制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主要探析战时日本经济在整个近代经济史中的位置与特征。日本学界对日本战时经济的研究积累丰富，主要分为两大课题：一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至1939年为止日军对占领区的经济控制；代表性研究有：中村隆英『戦時日本の華北経済支配』山川出版社、1983；柴田善雅『占領地通貨金融政策の展開』日本経済評論社、1999；半沢純太『日中戦争の金融と軍事』信山社、2008。二是1940年后日本国内的经济统制，特别是从企划院至大东亚省再到军需省的经济统制问题。代表性研究有：小林英夫『大東亜共栄圏の形成と崩壊』お茶の水書房、1975；下谷政弘·長島修編著『戦時日本経済の研究』晃洋書房、1992；山崎志郎『戦時経済総動員体制の研究』日本経済評論者、2011；原朗『日本戦時経済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2013；山崎志郎『太平洋戦争期の物資動員計画』日本経済評論社、2016。相对而言，日本学界对全面侵华战争初期的战时经济运营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尤其对大藏省在这一阶段的战时经济运营鲜少关注。考虑到彼时中日两国国力差距之大，这似乎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进而降低了研究中日战争史的学者探析这一时期日本战时经济运营过程与作用的意愿。但七七事变后，日本不仅在军事与外交上进入战时状态，也要求经济部门在为战争提供充足保障的同时不影响国内经济稳定，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矛盾，并非轻而易举即能同步实现。而在第一次近卫内阁期间，大藏省主导的战时经济运营在顺利支撑全面侵华作战的同时，基本维持了国内经济的稳定。本文拟以全面侵华战争初期在近卫内阁执掌财经大权的大藏大臣贺屋兴宣为考察中心，分析全面侵华战争初期日本战时经济运营的逻辑、过程及效果，以期深化对日本侵华史的理解与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