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世界帝国主义阵营中，日本是一个后起者。1840年，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之际，日本尚处于闭关锁国的德川幕府时代。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地摆脱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屈辱地位，逐步走上富国强兵的资本主义道路，开始向外扩张，并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但与欧美列强相比，它具有更加浓厚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色彩，其固有的武士道传统与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掠夺殖民地的理论相结合，产生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这一怪胎，且长期以来成为日本国民教育的中心思想，培育了一大批崇信战争与武力可以征服一切的军国主义分子。使日本成为一个野心很大、野蛮而又贪婪的帝国主义国家。早在19世纪末，日本就把侵略中国视为向外扩张的既定国策。因此，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日本是诸帝国主义国家中，在华攫取特权利益最多的国家之一。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侵华的野心日益膨胀，企图征服中国称霸亚洲。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加快了侵华的步伐，并于1937年7月7日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叫嚷要在三个月到半年之内灭亡中国，其侵略气焰异常嚣张。在长达八年的侵华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以最野蛮、最残暴、最惨绝人寰的大破坏大屠杀，妄想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抗战八年中，全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财产损失620亿美元（以1937年7月美金价值折算）；其中军人伤亡423万人（包括八路军、新四军的伤亡），平民伤亡高达3000万以上。除世人皆知的南京大屠杀外，八年中成百上千逾万的平民百姓惨遭屠杀的惨案，应是以数千百起计算。正面战场的失利，致使全国九百多座城市沦陷，十数省区遭到日军蹂躏，手无寸铁的平民，沦为嗜杀成性的日军的俎上之肉、发泄兽欲的对象、新兵练习刺杀的活靶、细菌武器研究的实验品、开发矿山的人肉机器，加上日本侵略者推行其殖民统治手段的“集团部落”、“集家并村”、“无人区”、“封锁沟”，和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的“扫荡”、“清乡”，有组织、有计划地实行“三光”政策，把千百万人民群众推向死亡线上。据1943年2月8日《解放日报》所载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公布的统计资料表明：从1938年1月至1942年11月底，五年中，日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扫荡”累计共2430次，平均每两天对三个根据地进行“扫荡”，也就是说日军每天都在抗日根据地烧和杀，制造“三光”。失败使侵略者更加疯狂，他们妄图以死亡威胁中华民族屈服在他们的屠刀之下。为了人类的尊严，民族的生存，中国人民面对死亡，不屈不挠，浴血奋战，顽强地坚持抗日斗争，最后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中国人民也为此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以华北为例，1942年5月至6月，日军在冀中发动“五一大扫荡”，出动兵力5万多人，共杀害群众5万多人，造成冀中“无村不戴孝，到处是哭声”的悲惨景象。1991年出版的新修《河北省志》第12卷《人口志》记载：据解放前伪河北省公署秘书处经理科调查统计资料，按现在河北行政区划。1940年全省人口合计2321万人，比1937年的2684万人，减少363万人；1943年全省人口为2608万人，仍比1937年少76万人。该书对人口下降的原因作了如下调查分析：“据对解放区和游击区部分农村典型调查，定县、曲阳、完县解放区29个村，民国26年有27883人，民国31年有23563人，共减少4330人，其中参加八路军的419人，参加地方抗日工作的176人，被敌人杀死212人，被敌人抓走37人，外逃505人，死亡2964人，当汉奸伪军17人”；“死亡人口中部分是因房屋被毁，衣食无着，饥饿而死”。以上被敌人杀死、抓走、死亡人数共3213人，占减少人口总数3/4强。残酷的战争无疑是人口减少的唯一因素，是日本侵略者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所带来的直接恶果。河北省如此，而地处华北的山西、山东、河南、内蒙古等省区，抗日战争时期，均为日军频繁“扫荡”的重点，战争给人民所带来的灾难有过之而无不及。日军不仅在华北，凡其侵略足迹所到之处，即有烧杀抢掠、奸淫屠杀惨案存在。今天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千人坟”、“万人坑”、“孤魂碑”，都是侵略者暴行罪恶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