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越南是法属殖民地，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的关系深受中法关系的影响。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了应付不断升级的中日矛盾，南京国民政府努力改善国际环境，以争取欧美大国在道义上和经济上的支持，对法关系亦越来越受到重视。1932年底，南京国民政府任命资深外交官顾维钧为驻法公使。抗战爆发后，中法交涉主要围绕假道越南运输和中法军事合作等问题展开。在交涉过程中，由于中方有求于法方者多，因此对法态度比较积极主动。抗战初期的中法交涉过程，详见陈三井《抗战初期中法交涉初探》，《近代中法关系史论》，台北三民书局，1994；蒋永敬《抗战期间中法在越南的关系》，《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1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中心”，1971；吴圳义《从假道越南运输问题看抗日时期的中法关系》，（台北）《近代中国》第40期，1984年。法国对中国抗战则持同情态度，在不影响其对日政策的范围内，尽量向中国提供援助，并进行了有限的合作。刘卫东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自1937年10月至1940年6月法国战败，虽因种种因素的影响，法国在过境运输的问题上出现犹豫和反复，但印支通道基本上保持开放。印支通道不仅具有输入军需物资的功能，还输出了大量国民政府用以抵偿外债的桐油、锡、钨、锑等重要物资。见刘卫东《印支通道的战时功能述论》，《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法国战败前，受对法关系制约，中国国民党对越南独立运动没有给予实质性的公开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