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晚年多次讲到欧美比我们好的是科学，是物质文明，而政治哲学、道德文明是远不及我们的。因而，他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演讲中，提出要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智能，“恢复我一切国粹”，以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地位”。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第241～254页。孙中山的这一表述，颇为中外学者关注，并引发近年来大家对其晚年文化思想的讨论。有关讨论请参阅岛田虔次教授《关于孙中山宣扬儒教的动机论》、李侃教授《孙中山与传统儒学》、张岂之教授《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章开沅教授《从离异到回归——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以上四文均见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下册，中华书局，1989）；唐文权教授《关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向传统政治文化归拢趋向的若干考查》（《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段云章教授《孙中山晚年识量的几点探测——以〈建国方略〉、〈三民主义〉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文集》第10～11集）；姜义华教授《论中山晚年对西方社会哲学的批判与对儒家政治哲学的褒扬》（《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赵春晨教授《从三民主义演讲看孙中山晚年的文化取向》（《学术研究》1996年第2期）、《再论孙中山晚年的文化思想》（《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孙占元教授《孙中山与中国传统文化》（张磊主编《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笔者不揣谫陋，拟从孙中山的“国粹”观入手，就其晚年的文化取向作些探讨，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