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国际政治中大国竞争加剧，国际战略稳定性下降，全球治理进展缓慢。美国经济增速呈回落态势，政治极化现象日益突出，两党对抗加剧。俄罗斯及欧亚地区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中稳定因素仍然发挥主要作用，但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突出，长期动力不足。亚太地区经济增速放缓，以中美为首的地区大国之间的协调性下降，逆全球化、民粹主义等思潮泛起。日本自民党继续强势主导政权，经济总体延续温和复苏态势。欧洲经济增幅回落，民粹主义崛起，社会矛盾尖锐化。中东地区政局变动频繁，热点问题急剧增多且持续发酵，“美退俄进”态势明显。非洲整体局势平稳发展，但政治、经济、安全均面临不确定性挑战，国际对非合作的竞争态势明显加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表现低迷，右翼政府仍然占据优势地位。2020年世界经济增速仍将下行，下行幅度取决于新冠疫情在国际上的扩散程度与各国的防控情况。大国竞争态势仍将持续，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竞争不会因贸易协定的签订而缓和，美俄关系恶化难以逆转，中俄战略合作将更加稳固。美国党派竞争将更趋激烈，“美国优先”理念将继续冲击国际秩序。俄罗斯与欧亚地区各国的主要挑战是保持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亚太地区仍将是美国对中国施压的主要着力点。日本经济增长后继乏力，在增强外交独立性等方面仍面临多重挑战。欧洲一体化进入调整期，短期内难有很大作为。中东地区秩序仍将处于重构过程中，热点问题难以降温。非洲继续面临国家改革进展缓慢、债务风险过重、地区安全形势恶化等挑战。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复苏动能不足，政治经济形势仍存在显著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摆在更突出的位置，明确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之一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并以浙江为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浙江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在探索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具备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基础和优势，具有广阔的优化空间和发展潜力，这是中央选择浙江为全国首个共同富裕建设先行示范区的根本原因。自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以来，浙江各级政府迅速行动，推动工作落实，初步构建了共同富裕的目标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和评价体系，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稳健起步、扎实开局，共同富裕的基础进一步夯实。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工作已启动，在此时点，本书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党建引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推进高质量就业、财政金融政策支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山海协作发展等方面，全面回顾浙江经济社会建设各方面的发展历程，梳理共同富裕建设工作的成绩和经验。因此，本书是对浙江长期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经验和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工作的系统总结，对其他地区的共同富裕建设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参考意义。同时，本书也从各方面研究探寻浙江推进共同富裕仍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例如，在数字经济方面，仍然存在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数字使用鸿沟和数字红利差异较大的问题；在劳动就业方面，仍然存在人力资源供需结构不匹配、行业间群体间工资差距偏大、劳动的社会保障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大的问题；在金融发展方面，仍有金融支持创新发展存在短板、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的配套政策和评价体系不健全的问题；等等。在此基础上，对浙江进一步完善共同富裕建设相关工作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因此，本书对浙江的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相关工作也有一定参考意义，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的浙江经验。

本报告是由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主体的中外学者撰写的智库性研究报告，由主报告和专题研究报告组成。本报告鲜明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近年来突出强调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格局中，持续减贫，勠力创新，以精准扶贫伟大创举突破发展中国家减贫“最后一公里”陷阱。中国的贫困治理经验不仅是中国国家治理和社会进步的宝贵财富，也越来越多地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认同和深入的研究。主报告简要而系统地概述了中国到2020年全面消除现行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的历程、成就、全球贡献及经验分享。改革开放前，中国无法大规模扶贫，但对极度贫困人口提供了救济。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起飞的起点，农村改革释放了减贫红利，较短时间内实现了显著的减贫效应。高速、益贫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国大规模消除贫困的经济基础。在此基础上，1986年以来，基于消除贫困的初心和制度自觉，中国开展并长期坚持了农村扶贫开发。中国分阶段实施农村扶贫战略，相继提高贫困标准，不断创新扶贫方式，增加扶贫投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吸收国际经验和国际援助，动员全社会参与，持续大规模减少贫困人口。2013年以来，为了到2020年实现剩余的数千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国采取了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方式。中国政府对近1亿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开展了五年脱贫攻坚战，实现了所有贫困县、贫困村和贫困人口脱贫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使7亿多农民逐步摆脱了贫困，实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减贫，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一个奇迹。中国的农村减贫成就举世瞩目，主要体现在消除现行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提高、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社会治理能力增强等方面。中国减贫成就具有重要的全球贡献，包括破解减贫“最后一公里”难题、贡献世界减贫和人类发展指数的提升、提供贫困治理中国方案、为全球减贫提供中国力量等。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相应的发展型政治体制是中国减贫的根本性制度基础。中国减贫中的综合减贫道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经济发展主导的减贫路径、政府主导与国际合作及社会参与的有机结合、坚持提高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以及全方位扶贫创新等经验都具有普遍借鉴意义。在减贫特定阶段开展脱贫攻坚战，对于条件接近且处于减贫“最后一公里”的国家也具有借鉴意义。专题研究报告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对于中国减贫中具有重要意义和鲜明特色的政策实践的研究，共有6篇，包括发展生产减贫、促进就业和就业支持减贫、健康扶贫、发展教育减贫、易地扶贫搬迁以及生态扶贫。其中，在生产方面，中国的独特性在于专门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设置具有益贫性的产业；在就业方面，中国既促进外出就业，也在当地采取多种形式开辟就业岗位；在健康和教育方面，扶贫措施都具有改善基础条件、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的多重作用；在易地扶贫搬迁方面，中国特点既在于搬迁规模之大，也在于扶贫搬迁与其他非自愿搬迁有显著区别；生态扶贫尤其具有中国特色，具有减贫与生态保护相互促进的积极效应。二是对于中国减贫国际合作的研究，共有2篇，分别是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减贫的援助与合作以及中国对外援助与合作。前者详细分析了中国减贫历程中的国际援助与合作的变迁，论述了国际援助的积极贡献；后者系统介绍了中国的对外援助及与其他国家开展减贫合作的机制、进展与成效。三是国际学者从国际合作和国际比较视角对于中国减贫的研究，共有4篇，分别是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视角、拉美视角、中非合作视角、中国-东盟合作视角。这些报告都对中国的减贫成就和经验做出了积极评价，并就如何与中国加强减贫合作进行了思考。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突出，减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20年消除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任务和重要标志。当然，也应该看到，中国现行贫困标准还不算高，脱贫成果有待于进一步巩固，相对贫困较为严重。减缓相对贫困和追求共享繁荣发展将是2020年后中国追求共同富裕事业大局中的长期历史性任务。从这个意义上看，通过精准扶贫消除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让中国站上了走向共同富裕新的历史起点！不仅如此，中国也将继续深入开展减贫国际合作，致力于消除全球贫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大幅反弹，大国关系更趋错综复杂，不稳定性和可塑性均有所上升。在此背景下，国际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的形势都更加堪忧，各种风险与矛盾相互交织。美国经济实现了强势复苏，但通胀持续走高，同时政治极化更严重，社会矛盾更尖锐，社会生态依然保留着“特朗普主义”的痕迹。俄罗斯及欧亚地区经济普遍面临挑战，安全局势更趋复杂，尤其是俄乌冲突酝酿升级。亚太地区经济体经济表现尚可，但安全挑战上升，南海问题、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阿富汗局势、缅甸局势成为地区安全新热点。日本政局发生重大变动，内政外交均进入调整期。欧洲经济在波动中实现强劲复苏，政治局势在变化中总体保持稳定，但欧洲民意分化严重、政党政治碎片化趋势增强、民粹主义力量高位波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缓慢。中东地区受美国等因素影响，地区秩序重塑步伐加快。非洲地区局部动荡增多，反恐形势急剧升温，经济增长出现分化。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取得较高水平的“补偿性”增长，但拉美国家意识形态极化和政治碎片化现象加剧，资源民族主义抬头值得高度警惕。2022年世界经济将回归中低速增长轨道，世界格局将维持“东升西降”“西强东弱”的态势，大国博弈向交往受限的“平行体系”演进。同时，世界各地的国家干预主义不断强化，消除全球治理赤字的难度持续加大。美国经济增速将放缓，通胀水平将在高位小幅回落，政治极化和社会矛盾依然突出，中美关系发展仍将面临波折。俄罗斯将继续奉行务实外交的总方向，致力于推动形成多极化的国际格局，俄乌冲突升级值得关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将为亚太地区经济复苏创造新的动力，但随着美国“印太战略”持续推进，地区安全形势将面临更大挑战。日本经济进入恢复期，岸田政府对华“主张”外交存在不稳定性，其内政执政能力也面临考验。欧洲一体化将进入“法国时间”，但由于周边形势紧张，欧盟通过“战略自主”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的空间仍然有限。受到大国战略调整的影响，中东地区秩序和国家间关系仍将处于重塑期。非洲经济领域挑战将加速向政治和安全领域传导，政局动荡难以避免，安全治理难度加大。拉美在弱增长态势之下，债务风险将日益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