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不同取向的贫困成因解剖虽然挖掘了贫困形成的不同“面貌”，但是也存在对贫困成因的碎片化解读，割裂了不同贫困致因之间的内在关联。那么，在贫困存在复杂性的前提下，如何将讨论贫困成因的多元研究视角进行糅合？本文致力于在对贫困生成传统性的解释视角进行梳理与整合的基础上，探索建构贫困生成的综合性解释路径。

本文认为，现有农业现代化研究强调农地规模经营指标，忽视小农户的发展权益，倾向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推动农地集中和规模经营。本文从农民家庭经营的类型切入，通过阐述家庭经营弹性结构的特征及其演化逻辑，指明家庭经营具有极强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农民能够成为能动的主体积极参与农业现代化。中国农业能够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兼顾小农户的发展权益，探索出一条渐进的现代化模式。

构建农民合作社发展与精准扶贫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一方面需发挥合作社在精准扶贫中的积极作用，使贫困人口能够依托合作社真正、永久脱贫；另一方面使合作社借助精准扶贫的实施，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推动合作社组织规范化发展，这构成本文的核心议题。

已有的研究对我们认识和理解贫困的代际传递具有诸多的启发和帮助，但相关研究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即对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和系统，以往研究当中也存在一定的分歧和争论。本文试图从结构性贫困的角度对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进行全新的分析和阐释，以克服以往研究中的分歧并提出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在新时期的贫困治理中，在实现全部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下，政府主导失灵的情况也将多见，这种失灵与扶贫“军令状”和扶贫工作的压力型体制关涉颇深。本文试图从“军令状”和压力型体制的角度对新时期贫困治理中的政府失灵进行分析，以助扶贫攻坚工作健康可持续地完成。

在一些省份调查精准扶贫工作实践的过程中，总是听到人们对当前扶贫工作的一些质疑，质疑者既有村民，也有基层政府的工作人员。这些质疑背后隐含的是人们对扶贫工作合法性的认知，引发了我们对扶贫工作合法性遭受质疑的担忧。这种对扶贫工作合法性的质疑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精准扶贫工作过分关注贫困户，而非贫困户则较难获得政策红利；政策非连续性以及政策间的张力挑战了人们的公平观念，从而引发了人们对扶贫资源分配和使用的不满。我们可以将这两方面的质疑归结为精准扶贫民意的问题。按照一般的逻辑讲，扶贫资源主要分配给贫困户，这是正当且合理的，但是在村域内，这样的逻辑会受到质疑，因为村民清楚地知道贫困户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贫困的。而另外一类质疑则缘于现有扶贫框架内具体工作与以往政策的断裂，这种断裂造成了显著的资源浪费，同时也增加了农民的家庭负担。这集中表现为农村小学的撤并与教育扶贫的内在冲突。精准扶贫工作将政策优惠与利益过分倾斜于贫困户，从而导致贫困户无须努力劳动，生活水平就快速提升，这让依赖自身勤奋劳动致富的村民颇为不满。这样的精准扶贫工作形成了对村民的负向激励，大家都希望在扶贫帮助下“不劳而获”。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扶贫工作的合法性主要指涉精准扶贫政策的公平性。

本文认为，精准扶贫政策需要从中央到地方分级落实，不同层级的政府、基层组织和村庄里的农民遵循不同的行动逻辑，其间既有利益契合也有利益相悖的情况发生。同时，作为正式制度的政策又在不断调整，新旧政策内容不一致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会引发剧烈的制度冲突，使政策落实的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交缠在一起而难以融合，加重了精准扶贫基层实践的负荷。鉴于目前精准扶贫的重心已经转移到户，而贫困户精准识别的难度依然很大，本文将围绕贫困户识别问题，以西部地区Ｙ省和Ｆ省的经验为例来研究精准扶贫政策的分级落实机制及其基层实践困境。

本文以鄂西湾村的扶贫工作为个案，在社区－村民的框架下展开分析，通过探究村庄与村民两个层面，试图分析精准识别中基层民主评议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的原因。

本文以Ｘ省Ｔ县Ｍ镇Ｂ村相关扶贫政策的执行情况为例，在集中分析精准识别和住房建设两类政策执行过程的基础上，考察精准扶贫实践中的政策偏差及其调适，分析这种政策调适对基层贫困治理的影响，并从政策实践的角度对当前基层精准扶贫工作进行反思。

中国的扶贫工作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不可否认，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减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仍然有很多人无法脱离贫困。以2010年的1274元贫困线标准进行统计，至当年年底，中国还有2688万贫困人口，扶贫资金的入户率不足70%。为什么扶贫资金和项目不能充分地落实到位呢？扶贫对象能够从扶贫资金与项目中获益多少呢？为什么出现干部和精英截留扶贫资金与资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