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访谈和问卷调查结果，文章从履职内容与方法手段、履职资源和履职的效果等维度，力图全面细致地刻画高校纪检监察机构的履职状况。借助组织要素和利益相关者两个视角，同时结合访谈结果，确定高校纪检监察机构履职过程中的四类影响因素。进而以此分类框架为内在逻辑，从促进性和制约性两个向度展开逐类分析。最终就高校纪检监察机构的履职状况给出总体判断，并将结论与已有的研究进行相互对照，置于实践背景中进行观照，讨论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风廉政建设主要采取运动式整顿、运动式斗争、综合性建设和专项整治四种方式。每一种方式都包含并倚重教育，从而呈现明显的教育导向。这一倾向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极端重视教育的必然表现，同时也因教育包含着意义建构和批评纠错双重功能，可运用于预防和惩治两端；且当时中央领导集体倾向于将党风问题和贪污腐化归因于党员干部的思想不纯，从而执定教育是根本性手段；更重要的是，党风不纯与腐化一般被归为人民内部矛盾，批评性教育当为首选。教育导向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及其后党风廉政建设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廉政风险防控管理是近年来我国预防腐败过程中探索出来的一项管理创新。它将腐败和不正之风视为公共权力运行过程中的风险，强调预防腐败重在降低其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危害程度，强调在保障公共部门及其岗位有效履行职能的基础上，依据风险管理理论设计，借助多重防护和多环节的管理框架体系，从整合制度、技术和文化三种途径，实现预防腐败的目的。廉政风险防控管理，能够满足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加强权力制约与监督，以有效预防腐败的需要，有助于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惩防体系，提高反腐倡廉科学化水平。

文章运用成熟量表测量高校纪检监察人员职业承诺的现状，并根据组织行为学基本理论和已有的研究，引入工作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探讨高校纪检监察人员的职业成长对其职业承诺的影响机制，借以寻求提高纪检监察人员职业承诺的关键路径。实证分析过程基于对教育部直属高校纪检监察机构256名工作人员的问卷调查，运用相关分析、层次回归分析等方法展开。研究表明：高校纪检监察人员的职业承诺偏低，职业成长及其各维度与其职业承诺存在显著正相关；工作满意度与其职业承诺也存在显著正相关，在职业成长和职业承诺之间起到了一定的中介作用。

基于理性行为理论（TRA）和期望确认模型（ECM），探讨以情感因素为核心作用的公务员廉政教育参与意愿影响机制，选取与情感因素有关的变量构建了公务员廉政教育参与意愿的研究模型。依据所搜集到的292名公务员问卷，采用AMOS分析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和假设验证。结果显示：公务员廉政教育的参与意愿受教育信念、教育满意度和感知有用性三个变量的共同影响；教育满意度受感知有用性和教育信念的双重影响，其中感知有用性的作用更加明显；教育满意度在教育信念与参与意愿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针对公务员开展的廉政教育是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态度是检视廉政教育成效的基本指标。编制适用的量表是全面把握公务员对廉政教育态度的前提性工作。文章根据社会心理学中态度理论和李克特态度测量方法编制了一个含有认知、情感体验、行为意愿、态度和行为等5个维度的公务员对廉政教育的态度量表，基于两次施测结果对项目进行筛选，并运用项目分析和因子分析等技术对量表进行验证。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可以据以开展实际调查。

利益冲突是处于公私利益交织背景中的公职人员在腐败机会刺激下所面临的两难决策情境。在风险管理视角下，这是导致腐败的危险因素。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是预防腐败的重要内容。诉诸伦理、立法和制度则是防止利益冲突的一般路径，由于缺乏有效的实施机制，实际效果尚不理想。廉政风险防控管理是防止利益冲突的最优解。因为廉政风险防控的机理就是预防和控制由各种危险因素聚合导致的危险事件（各种腐败行为）的发生。除了作用机理的适用性外，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对于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还具有综合性、可操作性、针对性和科学性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