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共同体建设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新时代政府职能转变的大背景下的社区共同体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首先详细介绍了社区共同体建设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接着剖析了社区共同体建设研究的问题与任务，最后阐述了社区共同体建设研究的方法和结构

本文是社区共同体建设路径研究的文献综述。文章首先介绍了社区共同体的基本研究情况，然后对社区共同体建设模式进行了回顾，之后对社区秩序进行了理论考察，最后对社区建设路径的“拿来与送来”两分法进行了介绍。

通过梳理社区共同体建设的相关文献，可见目前关于社区建设的理论认知已很丰富，但笔者同时也注意到，已有研究数量虽然很大，也的确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启发，但整体上还需要进一步系统化，各种不同理论之间还存在互相“盲人摸象”式的理解。为此，需要通过某种方式使理论实现跨越，本研究于是将融合多个视角，跳出固定模式，设计出分形理论框架，来说明基层社区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的映射关系，也用来分析和预测我国社区共同体在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的建设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社会结构不断调整。曾经的整体型、单位管理型的管理模式不再占主导地位，而社区治理更多折射出里格斯的“棱柱型”社会特征。社会治理特别强调不同主体应在社区场域中取长补短、协作交易，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然而，个体理性可能促成集体不理性，为了确保社区共同体带给人们物质便利与精神包容性和归属感，就必须强化社区共同体的向心力，这就离不开党政力量来掌舵和维护秩序。这样，一方面要鼓励居民业主、企业、社会组织一起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另一方面要确保其活动围绕一个稳定的圆心。因此，新时代构建社区共同体，虽不是要它成为一个实体型组织，但必须在“不同体”之间寻求共生秩序，搭建一个平台，从而方便各方共建共治共享，稳健走向社区“衍射态”。本文就社区行动主体的多元角色分别论述，包括政府职能、街居力量、市场力量以及市民力量等。

社区共同体建设牵涉多方力量，需要各方在共同参与下实现秩序营造，而社区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并非要让社区成为一个特定的组织，乃是要搭建多方主体利益协调、有效互动的平台。在此目标引导下，社区建设的关键就在于研究“不同体”从“区隔化”走向“共同体”的机制。

社区共同体建设并不是一时兴起的主张，事实上它不仅嵌套在宏观治理体系和基本民情当中，而且从历史上看也有着自身演化的逻辑。当前社区共同体建设也是过去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演化的产物。了解我国家在社区基层治理方面的历史情况，可帮助我们厘清当前社区治理思维从何而来、现状如何、未来趋向等问题，毕竟，历史会给我们今天的工作提供有益的启示。本文对我国丰厚的社会管理历史经验进行了简单梳理。

我们当下的社区可分为不同层面，不同层面具有各自的秩序和运作机制。从资源渠道来分，至少可以分为“公办”和“民办”两种路径；相应地也就出现了两种秩序，即行政秩序与市场秩序。其中，“公办”社区注重社会管理、民生服务和福利保障，凸显政府治理的一面；而“民办”社区突出物业权利与自发秩序，突出的是市场、经济性和自主治理的一面。“公办”与计划经济时代基层社会管理路径相近，依靠国家投入的资源来对社区进行管理；而“民办”则更多地利用民间资源、社会资本和市场资源。当然，这两者之间也有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民办路径的运作离不开公办路径提供的制度环境和法治环境。

新时代中国各地群众针对新时代社区新样态、新问题所作的积极探索，不仅能够解决影响社区秩序的实际问题，还为党和政府减轻了基层社会治理的负担，使得社会管理更加高效。本文选取中国不同地域的社区群众在物权自主方面的典型案例加以分析。本研究所选案例包括：①华东的江苏省盐城市浦江名苑；②华南的深圳市J大厦；③西部的陕西省西安市X小区；④华北的天津市“丽娜模式”；⑤华中的湖南省长沙市D大厦。

以问题为导向，本文在一定理论指导下紧贴真实社区问题先后进行过两次问卷及有针对性的访谈，一方面为了把握社区基本面的情况，另一方面为了验证某些研究假设。从形式上，调查分为问卷与访谈，对象则是社区工作人员、居民群众，范围则涉及多个地方。由于中国社区是从社区服务概念兴起的，所以第一次问卷调查是以北京市西城区的社区服务为例，来探讨社区层面多主体职能的协调与配合，从中也可以验证我国街居部门领衔的“公办”社区建设路径的效果；第二次问卷调查则是从全国采取样本，涉及内容也更为综合，除了街居提供的社区服务之外，还包括民情因素及更多社会组织的作用，笔者希望借此了解更为一般的社区治理机制，进而探索规律性的认识。

本文从社会物理学视角来分析我国社区共同体建设的基本问题和解决路径，同时结合上述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可得如下启示。首先，政府在社区建设中需协调街居力量、社会组织以及市场组织、业主组织。其次，社区建设存在制度惯性或路径依赖，这体现在历史带来的深厚积淀当中，我国社情民意基础上运行很久的基层管理模式势必还会在今后的社区建设中发挥作用；而微观社区的治理格局也同样受制于总体的制度体系与基本的民情质量。再次，中国社区正处于棱柱状态，既有整体管理的元素，也已经出现多主体分散的趋向，因而社区共同体的建设必然需要在多中心格局下实现秩序维度的融合。此外，中国当前社区新兴主体中业主对于社区善治的路径选择带有极大的制度偏好。最后，也是本文着重探讨的，即分形理论框架。也就是说，社区共同体建设其实在行政管理中属于政府职能中社会管理的范畴，而国家的宏观治理体系或顶层设计的意图，将与微观的基层社区的治理格局之间，展现出微妙的自相似性；反过来说，社区共同体建设路径的选择，虽然表面看带有一定的自由度，实则受到基本制度环境、社会条件和民情状况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