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考察了1959～1961年中央与地方的“报告—批转个案—指导全局”的互动关系和信息反馈系统，分析当时严重灾情为什么迟迟没有得到上报和应对。分为三个阶段：1959年庐山会议前中央比较重视灾害和饥荒问题，要求“一点也不要隐瞒”；1959年庐山会议前后，广东、贵州、甘肃及农业部报送的几个灾情“并不严重”材料，迎合了毛泽东反右倾、进一步“大跃进”的需要，使全国大部分地方不敢将灾情和饥荒如实汇报；1960年6月起，中央认识到灾情和粮食危机十分严重，开始把抗灾保粮作为主要任务，但是全面救灾工作已经延误了一年。这种撇开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由地方党委个人直接向中央最高领导人报告，中央最高领导人又带强烈倾向直接批转个案的反馈系统，造成了报喜不报忧的弊病，是三年饥荒加剧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