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希腊时代的“关怀你自己”“认识你自己”这样的箴言，到20世纪的胡塞尔现象学，主体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关注的核心论题之一。而在胡塞尔之后，现象学逐步演变为一种去-主体形而上学的努力。但是，从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到德里达，每一个后起的思想家都有理由指责他的前人工作不够彻底。现在，轮到马里翁来继续扮演这个角色了。姑且不论他是否真正地完成了去主体化的历史使命，至少到目前为止，就像他人意识的存在与可通达性尚未获得令人信服的论证一样，我们对这一任务是否可能被完成也心存疑虑。而只要这两个问题还是问题，任何形式的“西方哲学终结论”就都只是笑谈，除非有谁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两者是伪问题。事实上，真正的哲学问题就是人类理性不得不问却又绝对不能给出最终解答的问题。与其闭着眼睛哀叹哲学已经没有新问题，不如拿出勇气和毅力来面对哲学的旧问题——尽管它们实际上无所谓新旧。与他的法国同行们相比，马里翁的探索的确更为深入，并且在谨慎工作的基础上得出了更为大胆的结论。他明确地表示：“我们曾一再假设现象学排除了形而上学。但是最终，我们未能坚持这一主张……”Jean-Luc Marion，étant donné：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8（以下简称为étant donné），p.9.他的理由来自他本人对现象学主要经典的解读。这种解读认为，胡塞尔依然保持着康德式的判断，他在其著作中经常强调的是现象性（phénomalité）的可能性条件、视域、我（Je）的建构性功能；类似地，海德格尔在“此在”中依然保留了主体性，而且此在的优先性在他那里并不亚于存在问题。因此，德国的“正统”现象学并没有超越形而上学，而只是把形而上学以及现象学自身的边界移到了现象学的内部，从而将这个界限作为它最高的可能性，因而它没有能够开辟出超越形而上学的新的可能性。